有誰會想到那風暴越遠離伊甸園就吹得越猛烈呢？
僅僅才過了12年，直接引發我寫作《想象的共同體》初稿的那場1978年到1979年在中南半島的武裝沖突，似乎已經屬于另一個時代了。那時，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更進一步的全面戰爭的前景始終在我的腦中縈繞不去。如今這些國家有一半已經加入了天使跟前的那堆殘骸了，而剩余的恐怕很快就要追隨其後了。幸存者面臨的戰爭是內戰。非常有可能在新世紀開始之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會只剩下……共和國了。
是否這一切多少都應該先預見到呢？在1983年我寫道，蘇聯“不但是19世紀前民族期王朝國家的繼承人，也是2l世紀國際主義秩序的先驅”。不過，在追溯摧毀了維也納、倫敦、君士坦丁堡、巴黎和馬德里統治下的多語言、多族群的龐大帝國的民族主義之爆炸過程後，我卻沒有能夠見到導火線至少已經鋪到莫斯科了。而令人憂郁的安慰是，我們觀察到歷史似乎比作者更能證明想象的共同體的“邏輯”。
不只是世界已經在過去12年間改變了容貌，民族主義的研究也已經令人震驚地改頭換面了—在方法、規模、深度上，還有純粹在數量上皆然。僅以英語著作而言，J.A阿姆斯特朗(J.A Armstrong)的《民族主義形成以前的民族》 （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1982），約翰‧布羅伊爾(John Breuilly)的《民族主義與國家》(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1982)，歐內斯特‧蓋爾納（Emest Gellner）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rtalism，1983)，米洛斯拉夫-羅奇(Miroslav Hroch)的《歐洲民族復興的社會先決條件》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Revival in
Europe;，1985），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民族的族群起源》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P．夏特吉(P. Chatter-jee)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1986)，還有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1780年後的民族與民族主義》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1990）——只提幾本最重要的作品——以其涵蓋的歷史範圍與理論的力量，已經在大體-卜淘汰了討論這個主題的傳統文獻了。大量研究將研究對象連接到民族主義和民族的史學的、文學的、人類學的、社會學的、女性主義的和其他的研究領域，其中部分是從這些著作當中發展出來的。
改寫《想象的共同體》，使之符合現實世界與民族主義研究的巨大變化，是一件超過我目前能力範圍的工作。因此，讓它大體上保持為一件“未經復原的”特定時期的作品，保留特有的風格、外貌和語氣，似乎是比較好的決定。有兩件事讓我感到安慰。一方面，社會主義世界的發展，其完整的、最終的結果仍不甚明朗。另一方面，對我而言，《想象的共同體》所使用的特殊方法和它最關切的問題，似乎還處于較新的民族主義學術研究的邊緣地帶——在這個意義上，至少它還未完全被取代。
在第二版中，我只是試著更正我在準備初稿時就應該避免的一些事實、概念和詮釋上的錯誤。這些更正——也許可以說是依循著1983年版的精神——包括了對第一版的若干更動，以及基本上帶有（與本書）不連續的附錄性質的兩章新的文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