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機構與跨國公民社會

序
導言
第一章 全球治理的概念體系與理論基礎
一、全球治理的理論框架
二、跨國公民社會的概念體系
三、國際組織、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
四、新葛蘭西主義與本書的宏觀分析框架
五、社會運動理論與本書的微觀分析路徑
第二章 跨國社會力量與國際治理體系的演變
一、跨國社會力量與公國際聯盟時代(從1775年到1918年)
二、跨國公民社會組織和國際聯盟治理機構(從1919年到1945年)
三、跨國社會力量的歷史比較
第三章 聯合國體系與跨國公民社會
一、冷戰時期的聯合國和跨國公民社會
二、新自由主義在聯合國的興起
三、民主治理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
四、民主治理非政府組織轉戰其他治理機構的斗爭
五、政府間主義和跨國主義︰兩種霸權的斗爭
第四章 全球貿易治理、勞工和環境標準
一、全球貿易治理機構與跨國非政府組織的關系
二、跨國勞工非政府組織與核心勞工標準
三、跨國環境非政府組織和與貿易有關的環境治理
四、跨國倡議網絡︰非政府組織的組織革命
五、跨國非政府組織與WTO爭端解決機制
六、跨國非政府組織與WTO西雅圖部長級會議
第五章 國際金融機構與跨國公民社會
一、國際金融機構的治理與改革
二、八國集團的治理機制與跨國非政府組織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跨國非政府組織
四、世界銀行集團與跨國公民社會
五、債務減免︰公民社會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斗爭
第六章 跨國公民社會與全球治理機構
一、跨國公民社會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二、全球治理機構與跨國公民社會的合法性
三、跨國公民社會參與全球治理的結構和操作因素
結論 跨國公民社會的全球治理前景

21世紀的世界政治，已不再是一個列強弱肉強食、大國恣意馳騁的領域。在經歷了20世紀的血腥戰爭和經濟繁榮之後，國家已不再是世界政治中唯一的行為體，國家間的赤裸裸的競爭也讓位給更靈活更“文明”的形式。透過國家的邊界，人們更清楚地看到，除了大國政府的縱橫捭闔之外，各種國際制度和國際組織、形形色色的跨國社會集團同國家政府一樣，也是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現實世界的發展還使人們進一步追問，當今世界的各種制度和機構，各種追求著不同政治主張的社會力量是如何形成的？現行的世界秩序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它們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些新問題都迫切要求21世紀的國際政治學能夠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對世界秩序的影響早已有之，人們對此並不陌生。從1 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的建立到今天的聯合國，國際組織的影響幾乎無處不在。但是，各類社會團體的跨國發展以及它們在國際組織中的活動則是學者們長期忽視的內容。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氣候變暖、環境保護、自由貿易和全球投資管理等一系列緊迫問題的壓力下，各國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治理議程，活躍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構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它們以各種方式影響國際政治的議程，在禁雷、減貧等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其活動本身也成了國際政治研究的熱門話題。當前，從媒體到學界，人們對全球治理津津樂道，對各類公民社會團體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對其活動議程、組織方式、倡議效果甚至其合法性等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我國學者也充滿熱情地加入了這一討論，近年來出版了一系列關于全球治理的專著和譯作，深受各方好評。

全球治理研究逐年升溫，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今國際政治治理發展的新特征，有著深刻的學術和時代背景。從學科發展的歷程來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學研究屢屢發生“範式轉變”，逐步擺脫了傳統的“國家中心論”立場，對世界政治中日益重要的國際組織、國際制度、跨國公司以及各色各樣的非政府組織給予了熱切的關注，“全球治理”、“公民社會”、“公共領域”等詞匯進入了國際政治學的研究視野，極大地拓寬了該學科的研究範圍。國際政治學者以更多的精力關注著“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發展，“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思潮在全世界泛濫，成為全球經濟治理機構實施治理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原則，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各國弱勢群體產生了種種不利影響，引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如何認識治理的缺陷與抗議的實質成了學者們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

從國際政治學的成長史來看，該學科的發展脫胎于外交史和國際關系史，以描述和詮釋具體外交事件和人物決策為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該學科的實證主義色彩日漸濃厚，力圖創立綜合全面的理論框架，並在20世紀70年代的發展中確定了實證主義方法的主導地位，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成了美國國際關系的主流理論。然而，冷戰結束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就一直處于轉型過程中，並對以實證主義和經驗方法為特征的傳統進行了反思和重建，在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方面開展了大量創新性研究，將該學科的發展引向深入。在所有創新性探索中，以新葛蘭西主義為代表的國際關系批判理論作出了突出貢獻，與建構主義理論一起被稱為“後現代的國際關系理論”。

從時代背景看，全球化、一體化的日益發展帶來了深刻的治理問題。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以新自由主義思想為指導，放任市場力量自行其是，在市場經濟獲得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大的脆弱性和不確定性。資本投機、經濟動蕩、資產泡沫、能源瓶頸接踵而至，世界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一方面是發達國家轉嫁危機謀取不公平收益，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動蕩不已、民不聊生。發展中國家開始質疑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和治理方案，指責全球經濟治理機構缺少透明性、不公平、不民主、不關心福利與發展。面對跨國資本的步步緊逼，發達國家的廣大社會團體也意識到其社會權力正在被侵蝕，它們以環境保護和人權為旗號，對資本和市場的邏輯進行抵抗，希望社會和政治力量能夠約束恣意橫行的跨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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