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西域史學精粹(全三冊)

法國學者對絲綢之路與西域史的研究（代序）
西域的歷史文明與絲綢之路
西域歷史文明研究概論
法國對中國西域史的研究
法國50年來對西域的研究
伯希和誕生百周年祭
583-—904年的長安史概要
喀什與圖木舒克考古筆記（節錄）
庫車地區考古筆記
三仙洞和水磨房探珍
從新疆到沙州的考察記
中國西域地理考察報告
九姓烏古斯與十姓回鶻考
仲雲考
魯尼突厥文碑銘中的地名和姑臧考
蒙古布古特碑文中的突厥人和粟特人
回鶻文尊號梨與都統考
敦煌回鶻文寫本概述
敦煌回鶻文寫“善惡兩王子的故事”
法國的突厥學研究
李蓋提教授與匈牙利的阿勒泰學研究
法國的阿勒泰學研究先驅—伯希和
851—1001年的于闐王統世系
鋼和泰藏卷雜考（述要）
西域的吐火羅語寫本與佛教文獻
葉尼塞河上游三部族考
謙河考
高地亞洲元代歷史地名的沿革
蒙古的宗教
13世紀西方史學家論蒙古人取勝的原因
法國的蒙古學研究（1949年至1995年年）
法國的蒙古學泰斗——伯希和
法國的蒙古史與西域史專家韓百詩
法國著作等身的漢學家格魯塞
漢代絲綢貿易考
天馬與龍涎
法國對絲綢之路的研究
彼得大帝與西域的黃金
約翰長老傳說在絲路上的傳播
遠東和高地亞洲的住宅，社會及人類集團
中世紀中國和西域的亞美尼亞人
匈人與匈奴人
室韋人是蒙古人嗎？
觀音，從男神變女神一例
中國佛教中的佔卜，游戲和清靜
靜坐儀，宗教與哲學

一、法國學者研究絲路與西北史地的背景與機構

“絲綢之路”是溝通中西經濟、政治、人員、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條大動脈。在海上絲綢之路大舉開通之前，陸路絲路東起中國，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一波斯世界，一直通向希臘一羅馬社會。絲路輸送的並不僅僅是絲綢，而且從時空和交易額方面綜合考察，絲路上的絲綢交易所佔比例甚小。從狹義上講．文化交流實際上與物質交流平分秋色，甚至還可能有而過之︰從廣義上講，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出的那樣︰“絲綢之路是對話之路。”由陸路絲綢之路又衍生出了諸如“海上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東方絲綢之路”、“朝聖取經之路”、“軍事遠征之路”、“瓷器之路”、“草原之路”、“皮貨之路”、“茶葉之路”、“香料之路”、“玻璃之路”、“銅器之路”、 “琥珀之路”、“麝香之路”、“經書之路”、“沙漠之路”和“駱駝隊之路”，甚至還有“和番公主之路”等形形色色的名稱。雖然這些耳熬能詳的名稱之科學性和歷史真相，尚有商榷余地，但它們在中外關系史上的作用卻不容置疑。

“絲綢之路”的提法，最早是外國人的發明，後來又被中國學者認同和采納，現已成為一個國際通用學術名詞，遠遠地超越了“路”的地理範疇和“絲綢”的物質範疇。最早提出“絲綢之路”的是普魯士輿地學和地質學家、近代地貌學的創始人、旅行家和東方學家李希托芬。他于1860年曾隨德國經濟代表團訪問過包括中國在內的遠東地區。在他死後才陸續全部面世的5卷本巨著《中國親程旅行記》（1877—1912）中，當他談到中國經西域與希臘一羅馬的交通路線時，首次稱之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一名便在世界範周內逐漸傳開了，而且使用得越來越廣泛，其外延也越來越大，其內涵也越來越豐富，甚至成了中西乃至整個中外多領域交流的代名詞，成了一種符號。

究竟何謂絲綢之路，不要說在那些學貫中西的外國洋學者之中了，就是在學富五車和滿腹經綸的中國學者之中，也爭論得十分激烈，甚至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2001年．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等單位在雲南昆明召開了“兩北、西南與海上三條絲綢之路比較研究”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會上就絲綢之路的確切意義、內涵與外延及其斷代，爭論得異常激烈。現在筆者簡單地向讀者們作一介紹。

針對絲綢之路的斷代及內涵與外延，山東大學吳士英認為，傳統上認為絲路專指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及新疆而通向中亞、西亞、地中海沿岸的商路的定義，應該是不正確的。絲綢之路應為中國古代溝通中外海上和陸上以絲綢貿易為標志的通商路線。絲路不止一條，應為每條絲路確定一個具體而科學的名詞。暨南大學王元林認為，地理環境對三條絲路影響很大。海上絲路取代陸路，也正是這種環境發展的必然結果。筆者認為，“絲綢之路”本來是由德國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首次提出的。在近半個世紀期間一直沉寂無聞，國內外老一輩治中西交通史的學者，從未采用過該詞。20世紀上半葉，法國的大漢學家以及中周的 垣，向達．張星娘等國學大師們，也只采用“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或“海交史”一類的提法。中國學者大量使用該詞，應該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的事了，而且來勢洶涌，李希托芬對“絲綢之路”有確指，即從長安出發、經西域、古印度、阿拉伯一波斯世界而一直到達希臘一羅馬的這條交通大道。“絲路”不宜過分延伸，招致有路無絲的結果，甚至造成如同某些學者戲稱的那樣︰“絲綢之路”實際上變成了“一絲不掛”。“海上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等，都是晚期的衍生詞，它們雖有實用性，但科學性不足。雲南大學的姚繼德認為．“絲綢之路”中的“絲綢”一詞，已不再是中外商業交流史上的商品“絲綢”之狹義，而是一個文化象征符號。所以，絲綢之路是溝通中國與域外交流的一個“交通網絡”，它共包括商業、文化與民族遷徙交融這三大功能。它共由西北和西南兩個陸地網絡、陸海相餃的東北網絡與海洋網絡4大板塊組成。絲路始于先秦，下限為明代。其交通工具包括駝隊、馬幫和舟楫。絲路研究可成為東方學中的一門新顯學——絲路學。將絲綢之路外延擴大的典型例證，是香港學者陳佳榮先生的論文《海陸空之外的新絲綢之路——網絡》。敦煌研究院的馬德認為，將歷史上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從事經濟、文化交流的道路，泛稱為“絲綢之路”是遠遠不能說明問題的。絲綢僅僅是經濟貿易中的一種商品，代表不了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交流。更何況，有些通商大道上連一片絲綢也未出現過。從學術事業發展的角度來說，觀念更新至為重要。這一切都反映了學術界目前在絲路的上至下限、內涵外延問題上的看法見仁見智，莫衷一是，距基本統一的觀念尚很遙遠，但這並不妨礙目前的學術研究。

“絲綢之路”後來在時空範圍內叉遭濫用，被涂上了各種色彩，甚至很難對此作出具體限定。法國國立科研中心的絲路研究專家布爾努娃（L．Boulnois）夫人正確地指出︰“研究絲路史，幾乎可以說是研究整部世界史，既涉及歐亞大陸，也涉及北非和東非。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瓷器和茶葉的外銷以及鷹洋（墨西哥銀元）流人中國，那麼它還可以包括美洲大陸。它在時間上已持續了近25個世紀，幾乎覆蓋了世界五大洲。”絲綢既造就了羅馬帝國的繁榮，又似乎成了其毀滅的因素之一。絲綢的輸入，造成了羅馬追求豪華物與奢侈品的腐敗風氣，引起銀錢大量外流，迫使羅馬元老院于公元14或16年頒布反對穿戴絲綢衣物的反奢侈法。最早記載中國絲綢的是拉丁作家克泰夏斯（Ctesias），為公元前4世紀人。絲路研究覆蓋了古代四大文明（中國、印度、阿拉怕一波斯和希臘一羅馬文明）圈。當然，自絲路開通以來，在中國至羅馬的古代交通中，中西絕少有直接來往，中國與西方貨物都是由沿途民族逐站地倒運的。當絲綢風靡羅馬並成為羅馬貴夫人們的時髦追求，從而造成羅馬金銀大量外流時，羅馬人既不知道這種織物的產地，更不懂其生產工藝。這與絲路沿途各民族為保守商業秘密，以賺取巨額利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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