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第五十三輯(NO.2.2011)

2011年，“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十二五”規劃綱要，也在剛剛結束的兩會通過，重申了經濟轉型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明確了轉型的基本方向。可以說，無論是民眾還是決策層，對中國加快轉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挑戰有基本共識。但是，共識和基本方向，能否落實為行動。以推進轉型的成功實現，從國內外經驗來看，似乎都不容樂觀。就國內而言，早在“九五”規劃中，就已提出了結構轉型、增長方式轉變的要求，但十五年來，形勢未有根本改觀，轉型任務反而更顯急迫。縱觀國際，能夠實現成功轉型的國家並不多見，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規模巨大，對世界的影響不容忽視，國內情況又差異紛呈，平添了許多復雜性，轉型更非輕而易舉。因此，在共識和大方向的前提下，探索轉型的有效路徑，就是題中應有之義。本輯《比較》以此為著重點，借鑒國際經驗，立足國內現實，探討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可能面臨的主要問題和障礙，以及可以采取的相應政策行動。

開篇蔡洪濱的文章在跨國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不是人們通常關注的某些經濟結構變量，而是保持一個合理的高社會流動性。他認為，一個社會進入中等收入後，最可怕的不是靜態的不平等，而是動態的機會不平等和社會結構的固化。保持較高的社會流動性可以保證動態的機會公平，調動所有人積極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生產要素質量，使經濟在進入中等收八後重要的效率驅動階段仍然能持續增長。因此，提高社會流動性“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政治理念的問題，而是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長期經濟增長的必然要求”。

蔡（日方）則從人口結構轉變的角度探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實現轉型。在他看來，中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相對于日本、韓國等先行國家，集中表現為如何應對“未富先老”的困境︰一方面，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已經發生了變化，傳統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另一方面，人均收入處于較低階段，新的比較優勢尚未顯示出來。因此，目前政策選擇最重要的立足點，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長既有比較優勢，避免休克式調整的前提下，進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正確軌道。

農民工進城是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征，這個階層的未來走向，關系著中國今後的城市化乃至轉型的成敗。張翼的文章根據2010年對全國103個城市的106031個農民工動態抽樣調查數據，分析了農民工非農戶口轉變意願、原因，以及對落戶城市的選擇傾向。他的分析表明，農民工願不願意進城，願意進入什�樣的城市成為城市市民，會在藍領勞動力“賣方市場”的影響下成為農民工自己的選擇。如果要加速城鎮化進程，就必須順應時代的變化，以基本服務的均等化將常住人口“完全”城鎮化。

《轉型經濟的復蘇與改革》是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埃里克伯格洛夫對2010年《轉型報告》的概括．、他用一系列“轉型指標”總結了歐洲各轉型經濟體的轉型成就、分析了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機對這些經濟體的不利影響廈應對之策，例如，改變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過度依賴、擴大出口、減少貿易赤字等。雖然這些政策問題看似截然不同于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如過分依賴外需，貿易順差過大、金融開放度有待提高等，但“比較出真知”、了解這些國家的轉型經歷，對于我們的下一步轉型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正在加速，如不及早應對將給中國的財政穩定帶來嚴峻挑戰。高培勇和汪德華的文章測算了中國養老保障體系的資金缺口，給出了不同替代率、不同預測時期下的資金缺口量，並針對現行養老保障體系和政策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優化制度設計，應對養老保障體系資金壓力的若干政策建議。

“前沿”欄目是2008年諾獎得主克魯格曼的獲獎演講。他回顧了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進程，分析了報酬遞增在這些理論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雖然，世界經濟似乎叉回到了很難用新貿易理論和經濟地理學強調的報酬遞增效應來刻畫的狀態，但“運用報酬遞增來思考世界經濟問題的思路已經深入人心，這場思想革命讓我們受益匪淺。不僅經濟學家能夠理解此前令人困惑的數據，我們還發現自己能夠看到原先的理論盲點”。

在“十二五”規劃的前期準備過程中，由諾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和世界銀行駐華首任首席代表林重庚先生牽頭負責的國際專家團隊進行了大量的國際比較研究，《經濟增長的國際經驗與比較》就是該研究的“綜合報告”中的第一章。它從經濟增長的歷史和國際比較視角，簡要分析了中國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轉型面臨的挑戰，並概述了“綜合報告”其余各章的內容。

劉春航的文章針對此次金融危機暴露的問題，構建了一個七要素的分析框架，然後，將金融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來系統研究金融體系的結構性特征與金融脆弱性之間的關系。作者還將這個框架應用于分析美國和歐洲的金融脆弱性。

“比較之窗”欄目是世界銀行有關污染場地管理的項目報告。該報告總結美歐等主要國家和地區針對“棕地”治理和再開發的法律法規，以及“棕地”治理的責任人認定程序，對中國已經面臨的土地污染的治理和再開發，具有重要的借鑒意叉。

金融危機爆發後，為改革其問題重重的監管體系，美國出台了《多德 弗蘭克法案》，引起了很大的爭議。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教授小戴維斯基爾認為，該法案的核心金融監管理念是錯誤的，它過分依賴不確定的政府監管及政府對市場的特別干預。美國金融監管政策應該回歸破產法的原則，允許大型金融機構進入法定破產程序，而不是依賴政府對金融市場的救助。

《比較》是為讀者提供的一個有關比較制度分析的學術性平台。《比較》站在理論前沿，根據中國經濟改革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有選擇地介紹別國的經驗和以及比較研究領域的發展，同時，有針對性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設計、政策建議和評論。

本書是《比較‧第五十三輯（NO.2.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