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類比推理系統研究

西方文化注重演繹，東方文化注重類比。文化類型的差異，形成了邏輯類型的差異。西方傳統邏輯自明朝末年經李之藻譯介為《名理探》傳人中國，清朝末年又由嚴復譯、著的《穆勒名學》、《名學淺說》再度傳人中國，于是乎很自然地將西方傳統邏輯與中國古老的名學、名辯學聯系在一起。中國邏輯史的研究也便順理成章地借助于西方傳統邏輯這一把解剖刀，剖析中國的名學、辯學。

這樣的研究順理成章地存在了幾十年，人們才漸漸意識到與文化類型的差異性之間似乎有些不協調。于是乎，便出現了一以貫之地注重類比思維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究竟有沒有“邏輯”的疑問。主張邏輯一元論即只認可演繹邏輯的學者認為，中周古代無邏輯。這無疑是對此前幾十年中國邏輯史研究T作的最徹底的否定，從而引起了中國邏輯史研究者對此前研究狀況的反思。遷就並依傍西方傳統邏輯，忽視對中國文化及其傳統思維方式特殊性的考察，以致對中國傳統邏輯樣式的漠視，造成了中國邏輯史研究的偏失，沒有將“中國的”傳統邏輯的歷史作出合理的解讀。邏輯究竟一元還是多元的問題，也再次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熱點。

人類的思維活動之所以生動而又富于智慧，是因為每一個完整的思維過程往往包含著多種類型的思維形式。西方人注重演繹，中國人注重類比，就是指在思維實踐中演繹成分為主還是類比成分為主，對思維的形式結構及其規律進行反思時注重于演繹思維的形式結構還是注重于類比思維的形式結構。注重于類比思維的中國文化，僅僅用西方傳統邏輯的眼光去打量，並且僅僅用西方傳統邏輯去解讀，就難免有舍本逐末的遺憾。

中國的傳統邏輯之所以選擇類比，是由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性決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綿延數千年至今無改，根本原因就在中國的文字由象形文字發展為象意文字。象形文字是單體字，是遠古先民對具體物象的描擬。隨著思維活動的需要，先人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單體字組合為一個復體字，便產生了象征某種意義的象意字（或稱會意字）。每一個象意文字都有“本義”和“延伸義”；每一個象意文字的“本義”只有一個，“延伸義”卻往往有多個。每一個象意文字的“延伸義”，又往往都是類比思維的結果。一個陌生的象意文字，你可能讀不出它的音，但是從它構成的幾個單體字之間的關系，可以大致體悟出這個字的“本義”，甚至可以類推出它的“延伸義”。例如，”蠱”字，由“蟲”、“皿”兩個單體字構成，可以會意到器皿中出現了蟲這個“本義”，並由此產生“腐敗”的聯想。因此，用象形單體字和象意復體字表達思想的先民們，注重類比思維、善于類比推理也就成為必然。

當我們調正思路，將類比作為中國人的主要思維方法加以考察時，一個又一個具有相對完備性的類比推理系統，躍入我們的視野。這些推理系統雖然都具有類比這一屬性，但是各有一個自成體系的概念系統，各有一套比較完備的推理規則。這些推理告訴我們，不僅邏輯是多元的，而且類比邏輯也是多元的。在多元的類比推理系統中，有相當一部分推理系統還與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糾纏在一起。因此，當我們從邏輯的角度對這些推理系統進行解構時，還有一個剝離迷信的任務。經過篩選，我們最終確定了對《周易》、《黃帝內經》、四柱命理、六壬預測這四個推理系統作嘗試性的研究。

《周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類比推理系統。《周易》的核心是以兩個最簡單的陰、陽爻廁為初始符號，構建而成六十四個符號組（卦）的推理系統；由于初始符號具有陰、陽屬性，所以由此構建的每一個符號組也便都具有象意的性質。這個推理系統除了有一套進行推理時必不可少的“語法語言”，還有一套解讀卦象爻象（對象語言）的自然語言即卦辭爻辭。由于卦象的象意屬性以及卦辭爻辭的例說特點，決定了《周易》符號推理系統是一個類比系統。由于《周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居的特殊地位，尤其到了唐代《周易正義》成為科舉考試時最具權威的“統編教材”，《周易》類比推理作為一種主導性的思維方法，一直規範著華夏予孫的思維實踐，深刻影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綿延發展。

大致完成于秦漢時期的《黃帝內經》，是我國中醫學理論的奠基之作。這同樣是一個以陰、陽為核心概念建構起來的推理系統，只是在這里並沒有用符號建構系統，而是引入“金、木、土、水、火”這五個概念即“五行”，組合成一個獨立的概念系統；通過陰、陽平衡和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構建成一個類比推理系統。任何一個完整的思維活動過程，往往包含著多種思維形式，作為一種指導如何通過望、問、切的手段準確判斷病因和辨證施治的中醫理論，同樣如此，除了運用類比推理之外，還包含有演繹、歸納和辯證等推理方法。但是，思維形式的多樣性並不妨礙類比推理形式在中醫辨證施治實踐中的主導性地位；陰、陽平衡和五行生克原理，決定了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中醫學理論系統的邏輯屬性只能是類比。

關于生死壽夭、貧富貴賤、順逆禍福等人生命運的探索，由來已久。被馮友蘭先生稱為“兩漢時代最大的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哲學家”的王充，認為人生性命貴賤決定于“初稟自然之氣”、發生在“父母耩精“之初的那一瞬間。到了宋代，先人將決定人生命運的探索重點放在人的出生之時，並且用甲、乙、丙、丁等十個“天干”和子、丑、寅、卯等十二個“地支”加以定位，即出生的年、月、日、時各取一個天干一個地支，由此形成所謂的“四柱八字”推演系統。在推演過程中，先將天干、地支配置于“五行”即木、火、土、金、水，再根據五行相生相克的關系，結合四時旺衰等因素，推論人的生死壽夭、貧富貴賤、順逆禍福。天干地支、五行生克與四時旺衰等文化元素，構建了又一個探索人生奧秘的類比推理系統。

四柱類比推理系統又稱“命理哲學”，初衷是對人生奧秘的一種探索，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往往被江湖術士利用，流變為封建迷信，成為騙人錢財的工具。

六壬系統形成的確切時間尚不清楚。清代《四庫全書》總編纂紀曉嵐也只能作出這樣的估計︰“或謂出于黃帝玄女，固屬無稽。要其為術，固非後世方技家所能造。”（《四庫全書‧六壬大全提要》）古籍中有關六壬的書目，最早見于《隋書-經籍‧五行》。這是一個與“四柱”系統相近、推理途徑更錯綜復雜的類比推理系統。這一推理系統的終極目標是“究天人之際”，具體功用則涉及軍事征戰、政權爭奪、災異預測乃至日常生活等各類事項，是幫助人們決疑解難的又一種邏輯工具。“究天人之際”，使得這一推理系統的產生及其發展，與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正因為如此，這一系統‧直受到歷代封建士大夫的重視，成為封建統治者“御定”收錄整理的古籍書。

無論是決疑解難的符號系統，行醫治病的經驗科學，還是探索人生歷程的“命理”系統，預測天災人禍的“六壬”系統，跳出它們的原始文本，從邏輯的角度審視它們，用邏輯的框架重新建構它們，以邏輯的語言描述它們，無疑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情。艱難來自三個方面︰第一，這是一件前人尚未開展的工作，沒有任何借鑒和參考；第二，所謂的“邏輯框架”和“邏輯語言”是指“類比邏輯”，而類比邏輯的框架鄆語言本身尚未完全發育成熟，尚未被邏輯學界普遺認可；第三，研究者對這些推理系統原始文本的理解深度與自身邏輯理論功底的綜合素養。尤其是對“四柱命理”、“六壬預測”這類被江湖術士用作騙人工具的系統，還有一個區別邏輯系統本體與被扭曲之軀、剝離神學迷信外衣的艱巨任務。

這是一次學術性嘗試。如果通過本書的閱讀增加了對中國傳統類比思維方法的理解，我們的初始願望也算達到了。如果我們的嘗試能夠引起更多的學者參加到對中國傳統類比推理系統的解讀和研究中來，並且以此為平台構建一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現代類比邏輯系統，無疑是我們所想達到的最美好的願望。

這一次學術性嘗試，獲得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上海社會科學院科研處的大力支持和資助，謹表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