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化再探︰一種普世主義視角
世界秩序崩潰之時，即是理當開始反思之時。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就當今主流社會理論而言，情況卻並非如此。主流社會理路帶著其普遍主義的優越性和天生的不確定性，依然高懸在種種重大轉變（氣候變化、金融危機和民族國家）的上空。這種普遍主義的社會理論，無論是結構主義、互動論、馬克思主義，還是系統理論，如今看來既是過時的，也是偏頗的。說它們過時，是因為它們先驗地排除了能被經驗觀察到的東西︰社會和政治在現代性之下經歷了一個根本的轉變（從第一現代性轉向第二現代性）；說它們偏頗，是因為它們錯誤地把發展軌跡，把以歐洲和北美為主的西方歷史經驗和未來期望，把現代化給絕對化了，忽略了其獨特性。
其結果就是，必須在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中引發一次普世主義轉向（Beck，2006；Beck/Sznaider，2006；Beck/Grande，2010）︰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如何才能向一種新近出現的、扭結纏繞的，危及其自身基礎的現代性敞開？如何解釋21世紀初在資本和風險的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種種社會動力（包括意料之外的副作用、支配和權力）的根本脆弱性和易變性？出現了哪些理論和方法上的問題，在經驗研究中應該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下面我們將就以上問題展開討論。首先，我們特地指出了一些概念和方法論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在這一觀念轉變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一、二兩節）；其次，我們會通過中國和歐洲個體化路徑的比較，來具體呈現這些問題（三、四兩節）。
一
經典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前提中有一種美妙的觀念︰可以把歐洲理論擴散或移用至歐洲以外的地方。長期來看，一切社會都會屈從傳統和現代這種現代性的經典區分，並復制西方現代性的典型制度模式，後者是可資利用的“世界通行曲日”（Stichweh，2000，p.256）
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其發展程度也不同，不過，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一旦踏上現代化之路，就或多或少會邁向相同的目標……一切非現代的文化和社會結構終將讓位于現代文化和社會結構。這是它們的宿命。
（Berger. 2006, pp.202-204）
現代性也許有各種變體，但卻不存在基于不同現代化標準的多種獨立現代性（autonomous
modernities）。到處都在上演“不同演員參與的同一出戲”（Berger，2006，p.203）。作為這一擴散過程的後果之一，經驗研究得出結論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日漸一致的世界中。人們似乎達成了共識︰21世紀的社會將是一個“世界社會”，是一個“整體”，在其中形成了某種“元文化”（Stichweh，2000，p.22；Meyer，2005）。將這種邏輯推至極端就意味著，隨著現代性這項普遍事業的完成，“歷史的終結”（
Fukuyama．1992）已成事實。反過來說也成立︰我們正面臨著歷史終結的終結（the end ofthe end ofhistory）。
這是一種趨同（convergence）預期，相信同質性的、普遍的（西方）現代性模式遲早會遍及全世界。我們的自反性現代化理論恰恰與這種預期相反。社會理論中“普世主義轉向”的關鍵，一方面在于，社會理論要向各種不同的、獨立而又彼此聯系的種種現代性（“多元現代性”）的可能性敞開；另一方面在于，要向新的、全球性的命令（imperatives）、壓力和約束敞開。這些新的“普世命令”並非普遍給定的，而是在21世紀初（歷史地）累積起來的，它們造就了新的沖突結構、沖突動力和新的共同體構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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