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圍繞著“國民性”問題“吵”得不亦樂乎,“吵”得既有深度、又有看頭的論文集。
全書分為三輯,從梳理“國民性批判”的起源,到辨析中國國民性批判與殖民主義霸權的關系這一極具爭議性的論題,再到關于這一問題名家學者的眾說紛紜,為自己支持的觀點據理力爭。本書所收論文出自中國幾代學人之筆,無論是支持國民性批判,還是認為國民性批判來自殖民話語,他們的文字對中國及中國民眾皆飽含深情,而文章與文章問的觀點爭論過程也展現了中國國民從人性扭曲走向人性復蘇的艱難歷程。
目錄
解題︰從人性的扭曲到人性的復蘇
“國民劣根性”學說是怎樣興起的?(代序)/摩羅
第一輯 中國國民性問題的思想史起源
“國民性批判”與近代思想史的邏輯關系/摩羅
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綜述/袁洪亮
“國民”與“奴隸”——對清末社會變遷過程中一組中堅概念的歷史考察/郭雙林 龍國存
梁啟超及晚清啟蒙論者的國民性批判/楊聯芬
楊度與加納治五郎的國民性討論及其對魯迅國民性思想的影響/﹝日﹞北岡正子 著 靳叢林 譯
“五四”時期陳獨秀對國民?的剖析/張洪波
關于魯迅的早期論文及改造國民性思想/潘世聖
奴隸文化與奴隸道德是國民奴隸性的根源——談魯迅對國民奴隸性的剖析與批判/崔銀河
重思百年“國民性”論述/伍國
第二輯 中國國民性批判與殖民主義話語
魯迅終生念念不忘史密斯《支那人氣質》/摩羅
評《中國人的素質》/潘光旦
評《中國人的素質》/辜鴻銘
國民性話語質疑/劉禾
塑造“野蠻的中國人”/周寧
“被別人表述”︰國民性批判的西方話語譜系/周寧
對《國民性話語質疑》的質疑/陶東?
質疑“國民性神話”理論——兼評劉禾對魯迅形象的扭曲/楊曾憲
劉禾“國民性神話”論的指謂錯置/王學鈞
《中國人的氣質》與清末民國的“民族性改造”話語/黃興濤
中國第三代學人對《中國人氣質》的批評/摩羅
第三輯 中國國民性批判的質疑與爭論
魯迅的功與“過”——國民性批判之批判/馮驥才
魯迅國民性批判思想的由來及意義——兼評馮驥才先生的魯迅論/劉玉凱
“國民性”之誤——我們今天需要魯迅嗎?/邵建
但願柏楊的時代就此結束/摩羅
黑馬原來是黑駒—?評摩羅《但願柏楊的時代就此結束》/胡勝華
“不存在一種獨屬于中國人的劣根性”嗎?——就“國民性”問題與摩羅先生商榷/古大勇程玖
讀《“國民劣根性”學說是怎樣興起的》/邵建
莫須有的國民劣根性/摩羅
道德沙塵暴與國民性問題——答《精品閱讀》編輯部/易中天
中國人真有易中天說的那麼壞嗎?/摩羅
易中天如何治理“道德沙塵暴”?/劉仰
後記
“國民劣根性”學說是怎樣興起的?(代序)/摩羅
第一輯 中國國民性問題的思想史起源
“國民性批判”與近代思想史的邏輯關系/摩羅
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綜述/袁洪亮
“國民”與“奴隸”——對清末社會變遷過程中一組中堅概念的歷史考察/郭雙林 龍國存
梁啟超及晚清啟蒙論者的國民性批判/楊聯芬
楊度與加納治五郎的國民性討論及其對魯迅國民性思想的影響/﹝日﹞北岡正子 著 靳叢林 譯
“五四”時期陳獨秀對國民?的剖析/張洪波
關于魯迅的早期論文及改造國民性思想/潘世聖
奴隸文化與奴隸道德是國民奴隸性的根源——談魯迅對國民奴隸性的剖析與批判/崔銀河
重思百年“國民性”論述/伍國
第二輯 中國國民性批判與殖民主義話語
魯迅終生念念不忘史密斯《支那人氣質》/摩羅
評《中國人的素質》/潘光旦
評《中國人的素質》/辜鴻銘
國民性話語質疑/劉禾
塑造“野蠻的中國人”/周寧
“被別人表述”︰國民性批判的西方話語譜系/周寧
對《國民性話語質疑》的質疑/陶東?
質疑“國民性神話”理論——兼評劉禾對魯迅形象的扭曲/楊曾憲
劉禾“國民性神話”論的指謂錯置/王學鈞
《中國人的氣質》與清末民國的“民族性改造”話語/黃興濤
中國第三代學人對《中國人氣質》的批評/摩羅
第三輯 中國國民性批判的質疑與爭論
魯迅的功與“過”——國民性批判之批判/馮驥才
魯迅國民性批判思想的由來及意義——兼評馮驥才先生的魯迅論/劉玉凱
“國民性”之誤——我們今天需要魯迅嗎?/邵建
但願柏楊的時代就此結束/摩羅
黑馬原來是黑駒—?評摩羅《但願柏楊的時代就此結束》/胡勝華
“不存在一種獨屬于中國人的劣根性”嗎?——就“國民性”問題與摩羅先生商榷/古大勇程玖
讀《“國民劣根性”學說是怎樣興起的》/邵建
莫須有的國民劣根性/摩羅
道德沙塵暴與國民性問題——答《精品閱讀》編輯部/易中天
中國人真有易中天說的那麼壞嗎?/摩羅
易中天如何治理“道德沙塵暴”?/劉仰
後記
序
晚近以來,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諸如“西方的終結”、“中國拯救資本主義”、“中國統治世界”這樣的話語充斥著中國社會科學界。在這種學術風尚盛行之前,我主要經由三個方面的學術努力從理論上論證中國社會科學實現“知識轉型”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第一,從全球化本身的性質來看,“全球化問題”並不只是一個事實的問題,也是一個話語的問題,是何種視角將支配我們審視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義的問題。我經由細致研究後認為,我們在被卷入一種所謂客觀的“全球化進程”的同時也介入了一場有關全球化的“話語爭斗”之中,而且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這實是一個“話語建構”的問題,其核心就是話語爭奪權的問題。而這場話語爭斗的關鍵意義便在于它向我們開放出了一個被人們所忽視的問題,即我們究竟面對的是誰的全球化?何種“全球化”?這不僅要求我們強調有關全球化的“問題意識”,更是要求我們強調一種由全球性與全球主義高度互動構成的全球化進程。這種要求所依憑的乃是烏爾利希‧貝克在全球化研究過程中所提出的這樣一種頗為著名的概念分析框架︰廣義的全球化既不只是一種客觀現實,也不只是一種主觀建構,而更是一種主客觀的互動進程,而這三個不同的層次便是被分別稱為全球性、全球主義和全球化的三個概念�。顯然,這一分析框架的意義在于它給我們開放出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維度,亦即我前面提到的關于全球化的話語爭斗維度。就此而言,我們必須對那種片面強調全球性或全球主義的思維方式進行反思︰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我們在面對各種因素繁復互動的問題的時候總是很隨意或者很習慣地把它們描述成一個極其片面的平面圖像?因此,將全球化問題本身做“問題化”處理的努力,不僅意味著我們意識到全球性和全球主義是一起出場的,而且還意味著我們絕不應當簡單地以為全球化是一種孤立存在的客觀現象,而應當充分意識到全球主義對全球性的建構或形塑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個人認為,我們應當介入到有關全球化之性質的“話語爭斗”中,而且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這實是一個“話語建構”的問題,而其核心問題便是有關何謂“全球化”或“全球化”何去何從的話語爭奪權的問題。質言之,全球化就其性質而言其實是開放的,是可以根據中國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國家利益予以型構的�。
第二,當下中國所進入的“世界結構”對中國構成了基于“承諾”的支配,這種支配性質的變化其實為中國和中國社會科學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在我看來,中國經由加入WTO等國際組織而加入世界結構之後,世界結構支配的實效所依憑的卻是被納入這場“世界游戲”的中國對其所提供的規則或制度安排的承認。換言之,當下世界結構的支配是結構性的或強制性的,這種強制性所依憑的並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國就遵守當下世界結構所提供的規則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諾,而不論中國是否與之進行“共謀”。這種並非依賴“共謀”而根據承諾的“強制性”支配為中國帶來挑戰的同時,事實上也給我們帶來了機遇,即給我們提供了修改世界結構規則的資格。但我們能否將這種資格轉化為現實的修改規則的能力,其前提乃在于︰作為“思想庫”的中國社會科學必須貢獻出關于中國和世界發展的“理想圖景”;否則,我們所獲得的這種資格和機會對于我們來說,充其量只能是一種形式資格而已。如果沒有關于我們是誰、何種生活是一種善的生活、何種生活是一種可欲的生活、何種全球化是我們認為合適的全球化等方面的理想圖景,僅僅依憑這種形式資格,我們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來生活規則的方面作出中國自己獨特的貢獻,只能要麼擁抱西方的既有規則,要麼退回來重談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國的傳統。顯而易見,在我們沒有這種性質的理想圖景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能力就修改或參與制定世界結構未來規則作出我們自己的實質性貢獻的�。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在這個方面作出我們的貢獻,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事實上進入了以探究“中國理想圖景和世界理想圖景”為核心任務的新時代。
……
第一,從全球化本身的性質來看,“全球化問題”並不只是一個事實的問題,也是一個話語的問題,是何種視角將支配我們審視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義的問題。我經由細致研究後認為,我們在被卷入一種所謂客觀的“全球化進程”的同時也介入了一場有關全球化的“話語爭斗”之中,而且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這實是一個“話語建構”的問題,其核心就是話語爭奪權的問題。而這場話語爭斗的關鍵意義便在于它向我們開放出了一個被人們所忽視的問題,即我們究竟面對的是誰的全球化?何種“全球化”?這不僅要求我們強調有關全球化的“問題意識”,更是要求我們強調一種由全球性與全球主義高度互動構成的全球化進程。這種要求所依憑的乃是烏爾利希‧貝克在全球化研究過程中所提出的這樣一種頗為著名的概念分析框架︰廣義的全球化既不只是一種客觀現實,也不只是一種主觀建構,而更是一種主客觀的互動進程,而這三個不同的層次便是被分別稱為全球性、全球主義和全球化的三個概念�。顯然,這一分析框架的意義在于它給我們開放出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維度,亦即我前面提到的關于全球化的話語爭斗維度。就此而言,我們必須對那種片面強調全球性或全球主義的思維方式進行反思︰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我們在面對各種因素繁復互動的問題的時候總是很隨意或者很習慣地把它們描述成一個極其片面的平面圖像?因此,將全球化問題本身做“問題化”處理的努力,不僅意味著我們意識到全球性和全球主義是一起出場的,而且還意味著我們絕不應當簡單地以為全球化是一種孤立存在的客觀現象,而應當充分意識到全球主義對全球性的建構或形塑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個人認為,我們應當介入到有關全球化之性質的“話語爭斗”中,而且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這實是一個“話語建構”的問題,而其核心問題便是有關何謂“全球化”或“全球化”何去何從的話語爭奪權的問題。質言之,全球化就其性質而言其實是開放的,是可以根據中國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國家利益予以型構的�。
第二,當下中國所進入的“世界結構”對中國構成了基于“承諾”的支配,這種支配性質的變化其實為中國和中國社會科學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在我看來,中國經由加入WTO等國際組織而加入世界結構之後,世界結構支配的實效所依憑的卻是被納入這場“世界游戲”的中國對其所提供的規則或制度安排的承認。換言之,當下世界結構的支配是結構性的或強制性的,這種強制性所依憑的並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國就遵守當下世界結構所提供的規則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諾,而不論中國是否與之進行“共謀”。這種並非依賴“共謀”而根據承諾的“強制性”支配為中國帶來挑戰的同時,事實上也給我們帶來了機遇,即給我們提供了修改世界結構規則的資格。但我們能否將這種資格轉化為現實的修改規則的能力,其前提乃在于︰作為“思想庫”的中國社會科學必須貢獻出關于中國和世界發展的“理想圖景”;否則,我們所獲得的這種資格和機會對于我們來說,充其量只能是一種形式資格而已。如果沒有關于我們是誰、何種生活是一種善的生活、何種生活是一種可欲的生活、何種全球化是我們認為合適的全球化等方面的理想圖景,僅僅依憑這種形式資格,我們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來生活規則的方面作出中國自己獨特的貢獻,只能要麼擁抱西方的既有規則,要麼退回來重談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國的傳統。顯而易見,在我們沒有這種性質的理想圖景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能力就修改或參與制定世界結構未來規則作出我們自己的實質性貢獻的�。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在這個方面作出我們的貢獻,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事實上進入了以探究“中國理想圖景和世界理想圖景”為核心任務的新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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