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貧困問題與扶貧機制

致謝
概要
序言
第一章 美國的貧困問題
第一節 美國貧困的現狀
第二節 美國貧困的定義
第三節 聯邦貧困線的具體計算方法
第四節 聯邦貧困線標準的提出與演變
第五節 自我充足的家庭經濟衡量標準
第六節 影響美國貧困狀況的因素
第二章 美國的貧富差距問題
第一節 美國貧富差距的現狀——新的鍍金時代
第二節 日益消失的中產階級
第三節 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
第四節 造成美國貧富差距的原因
第五節 貧富差距給美國帶來的後果
第三章 美國的公共預算制度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影響
第一節 政府預算的定義及其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影響
第二節 聯邦政府及州政府財政預算支出的主要領域
第三節 聯邦政府及州政府財政預算資金的主要來源
第四節 政府財政預算草案成為法律的過程
第五節 美國公共預算制度健全與否的三個重要標準︰平衡性、透明度和責任度
第六節 美國政府近年來的巨額財政預算赤字、不斷增長的國債及其影響
第四章 美國的稅收制度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影響
第一節 美國稅收制度概述
第二節 美國稅收制度的歷史及演變
第三節 稅收提案成為法律的過程
第四節 稅收政策在社會財富分配中的作用
第五節 美國稅收制度健全與否的四個重要標準:公平性、平衡性、穩定性和效率性
第六節 美國“二戰”以後三次重要的減稅政策及其影響
第五章 美國的福利制度
第一節 美國福利制度的產生和發展
第二節 美國的福利保障制度
第三節 美國的福利救濟制度
第四節 美國的福利制度在社會財富分配中的作用
第五節 美國福利制度的兩次重要改革
第六章 建立家庭資產——扶貧的高級手段
第一節 家庭資產概述
第二節 建立家庭資產對扶貧的重要意義
第三節 建立家庭資產的主要途徑
第四節 美國中、低收入家庭和個人在建立家庭資產過程中面臨的挑戰
參考文獻

2000年8月，當我在父母牽掛的目光注視下獨自登機前往美國杜克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深造的時候，我從未想到日後自己會成為一名研究美國貧困人口和公共財政政策的學者。從杜克大學畢業那一年，恰逢美國經濟開始下滑、“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不久，就業市場很是慘淡。我作為班上5名國際學生之一，憑借發表在加拿大諾曼‧帕特森國際事務學院《國際事務年刊》上的畢業論文，順利地通過了幾輪面試，最終獲得了設在新澤西兒童協會、由包括福特基金會在內的三家基金會支持的預算政策分析員的職位，也成為這個組織迄今聘用過的唯一的外國人。這家組織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47年，在兒童權益倡導和公共政策分析領域享有很高的聲望。此後，我又相繼被接收為美國經濟政策研究組織和美國國家稅收協會的成員，並擔任智囊機構預算與政策重點中心的各州財政分析項目在新澤西州的協調員。在日常工作中，我既要接觸政策的決策人和非政府組織的政策研究者、倡導者，也同來自各行各業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國民眾打交道，逐漸地積累了一些有關美國貧困人口狀況、貧富差距和扶貧政策的知識。2004年春節期間我回國探親訪友。久別重逢的喜悅之後，人們好奇地問起我在美國的工作情況。短短7天的行程，我卻在大家的鼓勵下萌發了寫作本書的念頭。

由于各國實際生活成本的差異，貧困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而不只是發展中國家才面臨的問題，扶貧也因此成為每一個國家政府的核心職能之一。事實上，作為目前全球經濟最發達國家的美國也存在著大量的貧困人口，特別是當這個國家處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時候，貧困人口的數量更會在一段時期內持續攀升。如何保障貧困人群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也是美國政府的重要使命。由于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有限性，任何一個政府的扶貧政策和措施都不可能只是簡單地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它們不可避免地涉及更深層次的問題，即社會資源和財富配置的公正問題以及教育和就業等機會的均等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在美國的強勁發展和政府公共政策向富人的傾斜，導致美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加大、中產階級日漸消失，美國進入了所謂的“新的鍍金時代”。如何將貧富差距保持在適度範圍內，為中、低收入者以及其他弱勢群體提供教育和就業上的機會，是美國政府著手降低失業率和貧困率必然要考慮的問題。

美國是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學科的發源地。對美國貧困問題、扶貧政策和扶貧機制的研究是有意義的，這不僅因為貧困問題是一個包括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多重因素的復雜問題，而且因為扶貧涉及美國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諸多方面。美國式的扶貧主要有以下三個突出的特點:首先，強調完善扶貧的機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健全政府的財政預算體系、各項稅收制度以及福利制度，因為這三者是調節社會財富和資源配置的重要機制。其次，注重為貧困群體在教育和就業等問題上提供和創造機會，近年來由于意識到“授人于魚不如授人于漁”，美國政府正逐步把建立家庭資產作為扶貧的一種高級手段，設法幫助個人在扶貧中擔負起責任，教育並獎勵民眾勤儉自律，學會儲蓄與投資，最終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再次，美國式的扶貧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責，而且是包括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在內的所有社會力量的使命。

現實中，美國式的扶貧也存在著相當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既體現在經濟上，也體現在政治上。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美國經濟結構的脆弱性表現為其勞動力市場未能給社會提供有足夠數量和質量的工作機會。在過去近30年里、包括經濟得到迅猛增長的“克林頓時代”，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創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是那些屬于低薪的、臨時性的以及沒有福利待遇的崗位。這樣的工作往往並不能夠幫助人們擺脫貧困。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美國扶貧政策已不再批判這種經濟結構，轉而將個人知識和技能的缺乏視為導致貧困的主要原因。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相比于西方其他主要的發達國家，美國在扶貧上所投入的資源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最小。此外，1996年的福利改革實施後，聯邦政府將管理福利救濟的權利下放到州政府，從而導致各個州在扶貧政策上有很大的差異。那些福利救濟政策寬松的州自然對低收入人群具有吸引力，而各州政府為了阻止大量貧困人口的涌入，又可能會競相降低本州的福利救濟水平。

最後需要指明的一點是，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發展並不意味著貧困人口就會自動減少、貧困率就自然會降低。前者只是後者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只有當經濟的持續增長伴隨著就業市場的復蘇以及合理有效的扶貧機制和扶貧政策時，才能真正實現減少貧困人口、最終達到消除貧困的目的。

王永紅
2011年1月于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