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

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一、史語所藏簡牘重量和體積的測量
二、古代簡冊與書籍重量估計
三、檔案保存與維護
四、和體積、重量相關的使用問題
附錄 “永元器物簿”的簡數和編號問題
居延出土的漢代刻辭箭桿
一、居延箭矢實物的出土
二、刻辭箭桿的性質
三、刻辭內容
“秦胡”小議——讀新出居延漢簡札記
漢簡、漢印與《急就》人名互證
讀?延漢簡札記——物故、小家子、寺廷里、都試、治園條、功勞、休假
尹灣漢墓木牘文書的名稱和性質——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出土簡牘讀記之一
漢長安未央宮前殿遺址出土木簡的性質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
一、漢廷與諸侯國
二、政治制度與地方行政
三、經濟與財政
四、刑律制度
五、二十等爵制
六、夫妻與家族關系
一種前所未見的別券——讀《額濟納漢簡》札記之一
全球定位系統(GPS)、3D衛星影像導覽系統(Google Earth)與古代邊塞遺址研究——以額濟納河烽隧及古城遺址為例(增補稿)
一、遺址調查和研究現況
二、利用GPS和GE作遺址定位
三、從點、線到面，較全面地遺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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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近代簡牘著錄方式的回顧和期望

秦漢以皇帝為核心的官僚體制如何出現？又如何運作？是我長久關注的主要課題。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較，這套體制以及背後的價值觀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政治和文化經驗中的一大特色。

學者討論秦漢帝制的形成，每每從春秋戰國這“天地間一大變局”的角度出發，強調從周代封建制沒落到秦漢郡縣官僚制出現，中國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各方面都發生了巨變。這兒百年間確實有極大的變化。然而注意變化，有時不免會忽略了其中的不變，或變化不是那麼劇烈的部分。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中更根本的“底色”。

以春秋戰國至秦漢社會最底層的農村聚落來說，在定居式農業、族人聚居、聚葬和職業世代相襲的基本生活型態上都表現出頑強的延續性。聚落內部尊老尚齒的倫理，歷經春秋戰國的巨變也延續不絕。這是兩千年傳統中國農村一層重要的底色。春秋戰國以來，列國以鄉里什伍之制將鄉野聚落編組起來，加強控制。這並沒有破壞聚落的結構，甚至強化了原有的秩序和權力支配關系。此後，象征國家征兵、征稅和司法的有秩、嗇夫、里正和代表鄉里聚落本身利益的父老，共同成為基層聚落的領袖。這本集子中的《漢代的父老、倬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憚買田約束石券〉讀記》、《〈漢侍廷里父老憚買田約束石券〉再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和《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四篇都和探討這個主題有關。

這樣的社會又會產生出怎樣的統治體制和相應的價值觀？過去二十多年的探討主要注意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注意社會特質和統治體制之間的關系。因此寫了《從安土重遷看漢代的徙民和遷徙刑》，指出不論就農民本身或統治者的角度，都不會也不希望農民輕易離開土地。漢代政府為了實邊或救荒，遷移人口每每須要提出鼓勵措施，而遷徙刑造成遷者離鄉背井，不得返葬，也往往會被認為是“更甚于死”的重刑。由于想到農民不輕易也不可能年年離開鄉里，因而寫成《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一文，分析農民日常可能活動的範圍、旅行的條件、地方行政的能力以及漢代縣、鄉面積等等因素，指出漢代每年八月案比，只可能在鄉里，而不可能在縣城舉行。

另外利用漢代居延和敦煌邊塞出土的大量習字簡、急就篇和九九術殘簡等，寫《漢代邊塞士卒的軍中教育》一文，指出由內郡各地征調到邊塞守邊的士卒，原本不通文墨，即所謂“不知尺籍伍符”，在服役期間有機會學習文字、算術和國家法令，退伍後返回鄉里，即成為地方官員以外較底層的知識文化群體，也成為帝國重要的一部分支柱。

《月令和西漢政治》是依據秦代武公時期更修《為田律》木牘、西漢東海郡功曹史墓出土簡牘和敦煌懸泉出土王莽月令詔條五十條，配合傳世文獻寫成。本文指出月令早已存在，系統多樣，漢以後逐漸統一，但漢朝自有“漢家月令”和經書月令不完全一致。王莽即使尊經泥古，也只能摘其可行者行之。王莽月令詔條清楚反映傳統政治不能違背，而且只能順應一個定居農業社會的生活秩序。這樣的原則自《夏小正》出現以來大概就不曾改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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