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對將小說創作夸張成近似“神啟”的過程，那是祭司、教士或僧侶的做法，為的是將他們自己神秘化、精英化，甚至“選民”化，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一旦公眾了解到他們工作的真相，祭壇和神像便會轟然倒地，經卷會降格為文學，神職會被謫貶為一種可疑的職業。
小說創作其實是極端個人化的工作，這里邊有小說家對人性和生活真相的洞察，有對知識和細節的記憶與發現，有對小說技術原理的掌握以及在實際操作中的創造性發揮。更重要的一點是，小說家要獨自面對大眾，強迫自己講述一段令人信服且具有強烈吸引力的、新穎的“生活真相”——這項工作的名字叫“講故事”。
《借槍》講的是一個人被迫去做一件他不情願、也沒有能力完成的工作。從他自身來講，他的心理疾病讓他無法用槍瞄準，但他這次卻必須得遠距離殺人；他對上級隱瞞了病妻幼女的事，如果他犧牲了，妻女將得不到組織上的照顧，而她們獨自無法生存；他的戰友難以依靠，他的弟弟就是死在戰友的冒險計劃中；他兒時的玩伴無情地利用他，他的國民黨合作伙伴故意出賣他；刺殺是個很費錢的工程，他沒有足夠的資金；他憐惜年輕的女話務員，最終卻不得不將她牽扯進危局之中，成為他唯一的幫手；他的對手在資源、計謀和殘忍程度上都遠遠超過他……
這就是故事的主人公面臨的處境，從技術上講叫“故事情境”，直白些說，這是我為熊闊海日後不得不承受多次挫折設計的生存環境。故事是對生活的隱喻，如果除掉抗戰背景，將刺殺行動換作某種生存目標，這個故事情境似乎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人生處境，欲望、目標、對手、上級、同事、朋友和金錢。我們追求的目標總是以最困難的形式出現，我們的環境永遠在阻礙著我們的欲望，我們的同伴總是不夠可靠或不夠得力，我們的上級給我們的支持總是不著邊際……
用悲觀的方式提出生活中的問題，才能讓我們有機會以樂觀的方式解決問題。為此，我在《借槍》中融入了部分荒誕和少量喜劇，讓目標的達成足夠戲劇化，同時，也希望通過人物可理解的行動和大量細節說服讀者相信，熊闊海所做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可行的，是生活的實存，是“叢林法則”在革命者身上的真切體現。
這就是故事對生活的作用，也是這個小說的目的。艱難的生活並不意味著痛苦，復雜的生活環境可以給我們的生活提供足夠的戲劇因素，日常的荒誕恰好培育了我們的幽默感，而多重挫折和失敗，讓我們的生命有了足夠的質感和內容——如果真實的生活中失去了這一切，那麼，我們就只能到故事中去尋找。
我真誠地希望，這次我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龍一
2010年初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