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為什麼富 窮國為什麼窮

前言
致謝
本書圖表
引言
第1章 探究經濟理論的類型
第2章 兩類不同方法的演化
第3章 競賽︰富國如何致富
第4章 全球化︰贊成的理由但也是反對的理由
第5章 全球化與幼稚化︰為何窮國越發貧窮？
第6章 搪塞失敗︰歷史終結中的似是而非
第7章 治標經濟學︰為什麼新千年發展目標不是一個好主意？
第8章 “使經濟活動正確”或已經被遺忘的創造中等收入國家的治國藝術
附錄
注釋
參考文獻

能為《富國為什麼富窮國為什麼窮》這本書的中譯本作序，我感到非常榮幸，尤其是在中國經濟正以世界矚目的速度增長的歷史時刻。本書探索了經濟快速發展的核心特征，而關于這一特征的研究，可追溯到1613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安東尼奧‧舍拉（Antonio Serra）的開創性工作。舍拉指出，在所有行業的生產活動都具有規模報酬遞增性質基礎上的分工深化將產生協同作用。在我看來，這正是當下中國所發生的事情︰生產結構變得越來越精細和專業化；形成了大規模的、相互關聯的、具有多層級供應關系的產業集群。而這些，都是創造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增長的條件。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創造了“歷史報酬遞增”（historical increasing returns）這一術語，意指規模報酬遞增與技術變遷的聯合效應。這些效應在理論上很容易分離，但在實踐中通常不行。因為一般來說，新技術在原有的規模上是不適用的。中國對科學技術的投入袁明，現在在中國發生的，並不僅僅是技術追趕，而是十有八九中國將來也會成為技術領先國，她也將經歷巨大的“歷史報酬遞增”效應。

目前的西方國家——歐洲和美國——看來還在被冷戰和華盛頓共識的意識形態的殘余所困擾，這多少令像我這樣的歐洲人感到有點可悲。經濟活力的缺失，政治上的兩極，要麼歸咎于政府，要麼指責大企業，而無論歐洲還是美國，都是金融部門在掌握著經濟發展的方向，注意力都集中在貿易和金融變量上，而非生產和技術上。在很大程度上，對生產部門采取務實的態度——在歐美已經不復存在了，而這些正是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特征所在。在歐洲和美國，金融部門現在已經變成了“使狗”，也就是使實體經濟搖擺的尾巴。

是什麼因素使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免于歐洲和美國所遭遇的困境？中國從一個較低的基礎起步，要想達到人們所向往的那種最佳的發展“境界”，當然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這並非全部的答案。當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巴西除外）和非洲國家的一些老產業部門和部分新興產業部門自20世紀70年代始就被華盛頓共識引導下的自由貿易沖擊而毀于一旦時，中國和印度卻因為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保守”而得到保護。毫無疑問，中國和印度今天的成功，源于對20世紀40年代末期所興起的那種產業政策的堅持。也正是由于中國和印度的龐大規模促成了這種幸運的保守意識形態的形成，從而沒讓華盛頓共識的經濟昏招滲透進來並產生破壞。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和印度實行計劃經濟的時間太久——在很長時間內其工業都由于受到保護而免于競爭——但歷史的經驗也有力地證明了一點︰此類政策的失敗，比起那種相反的政策——一個國家開放得過快的政策——還是要好得多。拉丁美洲國家（再次排除巴西）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所經歷的實際工資的急劇下降為此提供了充分的證據。

在我看來，對這種亞洲例外論（exceptionalism），還有一種經濟思想層面上的解釋。1937年，熊彼特在為他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的日文版作序時，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熊彼特本人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但他仍覺得有必要告訴他的日本讀者︰他對經濟動態的理解與卡爾‧馬克思是何其相似。他們都是“在經濟系統內部尋找力量之源，而經濟系統本身套打破它可能達到的任何均衡”。這些力量就是企業家精神和技術變遷。熊彼特還提到他和馬克思有著類似的利息理論，對馬克思來說不變資本不產生任何剩余價值，對熊彼特來說完全均衡條件下的利息率將為零。

可以說，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戰略之所以能夠實現，得益于政治左派與右派的聯合，以及洞悉馬克思的知識分子與理解熊彼特動態的企業家的聯合。這種結合，使日本沒有選擇使國家陷入貧困的比較優勢戰略。在我看來，對馬克思一熊彼特動態有不同理解的左派與右派的幸運融合，從那時起已經主導了整個亞洲地區的發展，並且取得了卓越的成果。這與美國和歐洲所表現出的那種政治缺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美國和歐洲，基于李嘉圖靜態世界觀的左派和右派之間那種非建設性的對抗在左右著這些地區的發展。

當他們開始相信自己所鼓吹的那些東西時，這些帝國就失去了昔日的實力。在英國，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817年提出的貿易理論只是英國試圖保持它在制造業領域的實際壟斷地位而采用的工具。100年後，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之後，英國的農業和工業已經由于自由貿易而遭到嚴重損害。美國也一樣，還是這種貿易理論——將自由貿易錯誤地描述成一種能夠產生自動的經濟和諧機制的理論，現在嚴重地削弱了美國的經濟實力，與20世紀70年代初相比，美國的實際工資根本沒有增長。

這本書是在2006年12月的最後幾天完成的，並在2007年4月出版。在這本書最後的某一段中我寫道︰“……嚴重的金融危機越來越有可能，凱思斯主義將在一個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再度實施。”對于是否實施全球凱恩斯主義，我們現在正在中間位置上左右掙扎，“貨幣戰爭”成為了當前的主題。對這一點我也寫道︰“自由貿易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秩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有可能延緩解決將來問題的辦法的實施，這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像20世紀30年代對黃金標準的頑固信念延緩了凱恩斯主義的實施。”更糟糕的是，現在的歐洲已經實現了一體化，這與當年的情況完全不同，而各個分散的小經濟體則面臨著一種我們稱之為歐元的新的“黃金標準”。我們可能會看到這種貨幣聯盟將阻止許多歐洲邊緣國家政府不履行對政府債券所承擔的義務。

中國的穩定以及她的經濟實力也造成了新的困境。原來流行的關稅制度很可能被證明比目前的“貨幣戰爭”對世界經濟的破壞性更小。關稅以增加產量為目的，而貨幣戰爭將產生巨大的投機性收益。隨著許多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工資及就業率的下降，允許這些國家存在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主義事實上可能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乍听起來這似乎有點不合邏輯。對美國和歐洲部分產業體系的保護也將保護中國商品未來的海外市場規模。中國商品的一些主要海外市場的購買力的萎縮並不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

本書也描述了亞洲所創造的“雁陣發展”，即同樣的產品如何使幾個經濟體相繼“升級”。無疑，中國內部也將產生這種雁陣機制——從沿海一直到內地——中國同樣也有可能利用雁陣機制幫助從中亞到非洲的其他國家實現經濟“升級”。自19世紀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親歷了西方的霸權主義，從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及關稅自主權的喪失，到20世紀末具有破壞性的華盛頓共識，中國也看清了英國和美國的經濟霸權主義模式，這種模式不值得模仿。

目前的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嚴重影響，與我們對一種經濟學傳統的遺棄直接相關，那是一種以對經濟的質的理解和對歷史而非數學的理解為基礎的經濟學傳統。在這種歐洲大陸的傳統中——從左派的馬克思到右派的熊彼特——都把金融危機看做資本主義的常態。因為這一理論認識到了技術的作用，也對經濟發展不平衡作出了解釋。我希望，這種以經驗事實為基礎的經濟理論，也就是本書所闡述的理論，在中國會比在目前的西方更具影響力。如果這一希望成為現實，它也會使中國成為一個比她的“先行者們”更加和善的超級經濟大國。

Erik S．Reinert
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