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散文雜文卷)

阿和與《山海經》
《二十四孝圖》
五猖會
狗-貓-鼠
瑣記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風箏
父親的病
藤野先生
秋夜
我們現在怎樣做工父親
論雷峰塔的倒掉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友邦驚詫”論
記念劉和珍君
為了忘卻的記念
《吶喊》自序
門外文談（節選）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編後記
附錄︰魯迅年譜

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只要“人”之父。

——魯迅《熱風》

自始至終，魯迅是一個進化論者。由于絕望于他的時代，絕望于同時代人，他唯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即使經受了青年的利用和打擊，親歷了“清黨”時期青年告密的可駭的事實，他說過，願英俊出于中國之心，仍然不死。至于孩子，他把這幼小的一代視作“將來的‘人’的萌芽”就更不必說了。不妨听听小說《狂人日記》的末尾，那個“救救孩子”的呼聲，是何等的攝人心魄。即使如《長明燈》，對于孩子們的純真，他流露出了那麼深重的疑慮，以為終于無法逃掉大人的陰影，也仍然無改于一生工作的目標︰“救救孩子”。

魯迅深知，戕害孩子的勢力過于強大。在中國這個老大帝國里，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他總結起來就是兩個字︰“吃人”。他說，“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所有道德，只有“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要勾銷舊賬，除非“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

然而，這是可能的嗎？

即以中國的中產家庭為例，魯迅指出，家長教育孩子大抵是兩種方法︰一是放任，驕縱，在家里做小霸王，但到了外面就像失了網的蜘蛛一般，毫無生存能力。再就是苛責過度，甚至打罵，只要孩子“听話”就是教育成功，其實是培養奴才，將來放他到外面的世界，也是“暫出樊籠的小鳥”，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這兩種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可見父權深入的程度。西哲把東方社會稱為“父權制社會”，不是沒有根據的。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頭腳倒置的社會，只能回到“人”的立場，以幼者弱者為本位。就家庭來說，把孩子生下來，就得負起教他的責任，正如魯迅批評說的，“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做人”的教育，不問而知，首先要求作為教育者的“孩子之父”轉變為“人之父”。

早在五四時期，魯迅作了一篇長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以現代的觀念，回答了一個轉型時代的倫理和教育問題，體現了他一貫的社會變革的思想。父與子的關系，擴大一點說，也就是傳統與現代的關系。“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他對此十分清楚，因此，對于在“新人物”中間，講戀愛，講小家庭，講享樂，而少有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便不能不提出痛切的批評。他有一段被反復引用的著名的話說︰

……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但接著指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魯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在兒童教育問題上，這個思想表現得尤為突出。他不是在社會發展的一般意義上討論教育問題，他的關注所在，唯是每一個人，每一具血肉鮮活的個體生命；所謂“人”就是個人，是心智健全的生命結構，而充盈其間的，也必定是獨立意識，自由感和幸福感。

啟蒙思想家從本質上說都是教育家。可以說，魯迅一生都在進行啟蒙教育，兒童教育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說到五四一代，人們常常提到周作人的兒童教育思想，很少提及魯迅。其實，在當時，“周氏兄弟”在反對封建禮教對兒童一代的戕害，以及宣揚“對于一切幼者的愛”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說兩個人有所區別的話，那麼，周作人未免過多地鼓吹發展兒童的天性；而魯迅，由于對“老社會”及其意識形態的侵略性有著清醒的認識，他不會把兒童的天性看成是單純的“白板”，而是惡劣的教育環境的產物，所以在他看來，兒童教育同樣存在著一個引導和改造的問題。一方面，他不間斷地翻譯童話，把外國優秀的讀物介紹給孩子；另一方面，在護衛孩子的同時，不放過社會上毒害兒童的觀念、思想和行為，而給予及時的打擊。早期寫的《二十四孝圖》之類自不必說，直到逝世前，他的寫作還不時地回到跟兒童相關的主題里來。在日本入侵東三省的國難當頭的時刻，對于教育出版界向兒童推銷岳飛、文天祥一樣的“愛國主義英雄”，他一樣持嚴正批判的態度。他說過︰“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機器的蟻冢，打掉毒害小兒的藥餌，打掉陷沒將來的陰謀︰這才是人的戰士的任務。”

將魯迅的創作選編成兩個集子，是專給孩子和孩子的父母看的。文辭淺近，意涵深遠，無疑地，將使更多的讀者藉此形象的文本，深切地感知我們周圍的世界，以及我們自己。我以為編者的選擇，是有著“救救孩子”的意義在的。所以，當戴勇邀我作序時，我立即應允下來，寫下如上文字，鄭重地向大家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