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恆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

第一章 中國天主教“本地化”的前奏與生態
一 1900～1920年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狀況
二 “老西開事件”的多向解讀
三 “宗座巡閱使”的中國之旅與歷史批判的曖昧性
四 《夫至大》牧函及其革命性影響
第二章 “本地化”的初啟︰“宗座代表”的任命與“第一屆上海主教大會”的召開
一 第一任駐華宗座代表抵達中國
二 武昌籌備會議及歷屆主教會議回顧
三 第一個國籍宗座監牧區誕生的風波
四 第一屆中國教務會議的召開、程序與結果
第三章 “本地化”的突破︰首批六位國籍主教的祝聖
一 兩次“非基運動”的沖擊和基督新教與天主教因應的差異
二 中國皈依天主教的障礙和傳教問題
三 首批六位本土主教候選人的遴選
四 一枚硬幣的兩面︰從“禮儀之爭”到偽“滿洲國問題”
第四章 “本地化”的障礙與化解︰教會與政治
一 法國保教權︰作用、影響及轉化
二 傳教士遇害與賠償問題
三 攘外必先安內︰“卡普拉事件”、“道明學校風波”與加尼埃神父的攻擊
四 中梵關系的新嘗試
第五章 “本地化”的成效︰方法、視野與經驗
一 中國國內新的政治特征和天主教的回應
二 他人與他者︰從“文化適應”先驅到佛教的啟示
三 文化傳教的提倡︰“集約法”與“廣擴法”
四 從“適應”到“本地化”︰神學、禮儀與宗教藝術
參考文獻
後 記

中國天主教的歷史發展及前景展望，中梵關系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這些都是研究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關系上的重大問題。由于其歷史復雜、資料難尋、現實關系敏感，鮮有中國學者觸及這些問題、深入這一領域。因此，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對民國時期中國天主教的存在與發展，梵蒂岡與中國社會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真實情況，缺乏佔有資料、尊重歷史、科學分析、言之有據的系統學術研究。盡管有著種種困難，而且不可回避其現實敏感性，這一研究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已經凸顯，在當前世界社會政治、文化交流明顯加快和不斷深化的全球化處境中，其研究的緊迫性則更是令人注目。這樣，在劉國鵬博士完成其學術專著《剛恆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之際，我感到一種特別的驚喜，也有一種暗暗的佩服。

剛恆毅為天主教羅馬教廷第一任駐華代表，其在華期間正值“五四”運動後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都處于巨大變革的時期。而20世紀20年代初出現的“非基督教運動”和“非宗教運動”更是給剛恆毅的任職使命帶來了直接的沖擊和影響。剛恆毅在華II年間曾為改變天主教在華處境及形象做出了不少努力，並直接參與了對羅馬教廷為適應中華民族覺醒而采取的天主教中國化措施的具體落實活動，可以說是當時中國天主教“本地化”運動的重要推動者和見證者。然而，由于那一時期中國社會的風雲變幻、動蕩不定，加之來華天主教傳教士的背景極為復雜，對華態度互不相同，剛恆毅的許多努力都遭到挫敗，其給人的印象是在天主教與中國關系上並沒有獲得突破性進展，故而在這段歷史中似乎不太引人注目。同樣，天主教在華所推行的“中國化”措施雖然強調了其教義理論可以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適應和溝通，而且也主張對中國籍神職人員的大量起用，卻終因未能從根本上擺脫外籍傳教士的控制而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其影響程度甚至遠不如這一時期基督新教在華以“三自”原則而推動的“本色化運動”。不過，從現代天主教發展及其與中國關系的進展上來看，天主教的一些重要舉措其實在這一時期已端倪漸顯，出現質變。例如，在這期間，剛恆毅有過在中國政府和羅馬教廷之間直接建立外交關系的最早嘗試，由此可以窺見中梵政治、外交關系的形成、困境及其復雜發展的歷史過程；而此間剛恆毅等人主張天主教教義理論在華應“適應”中國思想文化的“適應化”意向，亦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天主教與儒家傳統的矛盾、張力和僵局，客觀上也有助于羅馬教廷終于在1939年撤銷其近兩百年之久的對儒家尊孔祭祖之舉的禁令，從而使儒家思想及習俗由信仰天主教的巨大障礙而變為其“進教的前廊”。然而，由于歷史資料的匱乏和教廷檔案的封閉，過去對這一研究的發言者或是語焉不詳，或是以訛傳訛、誤讀誤導，故此有著種種闕疑。顯然，這一領域淺嘗輒止的探討，對我們今天在相關問題上的現實理解、客觀把握和正確處理都帶來了不利影響，形成了認知障礙。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來說，劉國鵬博士的這部專著在上述領域有著明顯的突破和開拓，使我們對許多與當今現實相關的問題在看法上感到眼前一亮，發現了通幽之徑。而其論述和論證也給我們帶來了耳目一新的見解，使我們在回首這段歷史時能夠看得更清，認知亦更準確。綜合而言，劉國鵬的這一專門研究包括如下一些特點︰其一，資料豐富。與前人研究的最大不同，就是劉國鵬博士恰逢其時，趕上了羅馬教廷2006年對前教宗庇護十一世執政時期（1922～1939）檔案的開放。為了這一研究，劉博士先後查找了梵蒂岡秘密檔案館、前傳信部檔案館、羅馬教廷各聖部檔案館、法國耶穌會檔案館、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館、遣使會檔案館等所藏相關檔案，掌握了獨特的檔案資料，從而打下了堅實的資料基礎。其二，語種多樣。為了順利閱讀外文資料，劉國鵬博士在掌握外語上下了很大的氣力。早在其留學意大利攻讀博士學位之前，他就已經先後學習了英語、德語，並達到了可以流暢閱讀相關文獻的程度。在意大利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又熟練地掌握了意大利文，並以此完成了博士論文和答辯，順利學成回國。而這幾年，他又專門學習了法語，並到法國巴黎大學進修十個月，開展專門研究。這樣，以英、德、法、意這四門外語作為工具，劉博士閱讀西方材料的空間就得到很大拓展。其三，實地調研。在開展這一研究期間，劉國鵬博士在中國和歐洲進行了非常扎實的調研工作。除了查閱檔案，搜集圖書資料，在相關地區找相關人員進行調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為了這些調研任務，劉博士有過許多奔波、吃過不少苦頭，卻仍堅持了下來，由此取得了寶貴的一手材料，為其寫作提供了實證方面的經驗。其四，方法得當。劉國鵬博士提及自己在研究上曾采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如歷史考證方法、比較文獻學方法、分析歷史哲學方法、社會學統計方法、版本學方法等，力爭在這種全新的研究中也體現出方法論上的創新。其五，立論慎重。對于重大歷史結論的修正不僅需要勇氣，而且更需要有科學依據和過硬的史料證明，劉國鵬博士基于其掌握的史料及對這些史料的科學解讀和運用，對相關的歷史問題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提出了以往有些結論人雲亦雲而造成的失誤。不過，對于一些重要的歷史公案，劉博士在澄清之前乃把重點放在對歷史細節的把握和論證，做到言之有據，而且據之有理，但對提出新的見解或結論則慎之又慎，采取了一種開放性、探索性的姿態，留有充分余地。從這些方面來分析，劉博士的這一研究專著的確值得好好一讀，而且對我們的相關觀察和研究也肯定能夠讀之獲益，有助于我們進行前瞻和深思。

從劉國鵬還在北大讀本科時我們就有了交往和交流，這些年來，他的改變巨大，進步亦頗快。記得當時他考上碩士後只身闖西藏，在阿里遇上洪水遲遲不能報到就讀時還真為他的學籍捏了一把汗。起初他散文詩、朦朧詩、現代詩無序交織時所寫的文章，曾讓人看得雲山霧罩，亦令有些學者大為搖頭。但在漫長的學術磨煉中，劉國鵬博士學會了有機歸類，而且在不同領域越來越到位，其生活的時尚風格已自然有著前衛之姿，其散文和現代詩韻正在給人留下獨特的雋永和美感，而其研究著述則越來越扎實，回到了學術界所公認的那種歷史嚴謹和思想深沉。可以說，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著作雖仍有其值得改進或商榷之處，卻是劉國鵬博士在其歷史探究和哲學思考上有突出進步和全新奉獻的見證。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