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馬克思主義、尋找適合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道路,並將其積累的豐富經驗提升為理論,用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過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是相對于“第一次結合”而言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社會經濟文化落後的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過程。本書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1949—1966年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為研究對象,分析新中國建立初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從現時代的高度闡釋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歷程、所取得的寶貴經驗及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貢獻,揭示其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之間的內在聯系。
張乾元,男,中共黨員,副教授,博士,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持和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毛澤東思想的關系研究》等省部級科研項目5項,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武漢大學學報》、《高校理論戰線》、《思想理論教育導刊》、《科技進步與對策》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50余篇,合著、參編著作5部。
目錄
導論
一、幾個相關概念的闡釋
1.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
2.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3.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
4.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
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研究思路
1.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思路
2.“第二次結合”開篇的研究思路
三、研究方法和特色
第一章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1949—1966)的歷史背景
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國際環境
1.兩大陣營︰從“冷戰對抗”到“緩和對話”
2.社會主義陣營︰從“結盟”到“分裂”
3.民族獨立運動、世界經濟發展和新科技革命
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國內條件
1.經濟關系、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的變化
2.黨的執政地位的變化
3.黨和群眾對領袖的信任和崇敬
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理論基礎
1.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經濟不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2.列寧斯大林關于經濟落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
3.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直接理論基礎
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實踐經驗
1.解放區社會改造和經濟建設的經驗
2.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中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
3.中國共產黨動員、組織和領導群眾的基本經驗
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總任務和歷史分期
1.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總任務
2.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歷史分期
第二章 1949—1956︰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制度奠基
一、“第二次結合”提出面臨的重大問題
1.戰爭與和平︰國際關系變化的因素
2.中蘇國家利益沖突與意識形態分歧
3.中國共產黨黨內關于經濟建設問題的不同意見
二、奠定“第二次結合”的制度基礎
1.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
2.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基礎的建立
3.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建立
第三章 1956—1966︰“實行第二次結合”試驗
一、“實行第二次結合”命題的提出
1.“實行第二次結合”命題提出的背景
2.“實行第二次結合”的內涵
二、“實行第二次結合”的實踐過程及特點
1.學術界的不同見解
2.“實行第二次結合”的實踐過程
3.“實行第二次結合”的特點
三、“實行第二次結合”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分析
1.從“趕超構想”到“總路線”︰“實行第二次結合”行動綱領的形成
2.從“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實行第二次結合”的實現形式
3.從整風反右到“四清”運動︰“實行第二次結合”中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教育
4.讀“三本書”、搞“調查年”和“七千人大會”︰“實行第二次結合”過程中的總結經驗
四、“實行第二次結合”的歷史地位
第四章 “第二次結合”開篇階段(1949—1966)的理論貢獻
一、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二、中國工業化道路初步探索的新成果
三、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的新認識
四、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的新貢獻
五、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的新視界
六、均勻階級執政黨建設的新思想
1.增強黨的團結
2.執政黨要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
3.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參考文獻
後記
一、幾個相關概念的闡釋
1.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
2.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3.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
4.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
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研究思路
1.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思路
2.“第二次結合”開篇的研究思路
三、研究方法和特色
第一章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1949—1966)的歷史背景
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國際環境
1.兩大陣營︰從“冷戰對抗”到“緩和對話”
2.社會主義陣營︰從“結盟”到“分裂”
3.民族獨立運動、世界經濟發展和新科技革命
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國內條件
1.經濟關系、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的變化
2.黨的執政地位的變化
3.黨和群眾對領袖的信任和崇敬
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理論基礎
1.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經濟不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2.列寧斯大林關于經濟落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
3.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直接理論基礎
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實踐經驗
1.解放區社會改造和經濟建設的經驗
2.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中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經驗
3.中國共產黨動員、組織和領導群眾的基本經驗
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總任務和歷史分期
1.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總任務
2.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歷史分期
第二章 1949—1956︰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制度奠基
一、“第二次結合”提出面臨的重大問題
1.戰爭與和平︰國際關系變化的因素
2.中蘇國家利益沖突與意識形態分歧
3.中國共產黨黨內關于經濟建設問題的不同意見
二、奠定“第二次結合”的制度基礎
1.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
2.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基礎的建立
3.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建立
第三章 1956—1966︰“實行第二次結合”試驗
一、“實行第二次結合”命題的提出
1.“實行第二次結合”命題提出的背景
2.“實行第二次結合”的內涵
二、“實行第二次結合”的實踐過程及特點
1.學術界的不同見解
2.“實行第二次結合”的實踐過程
3.“實行第二次結合”的特點
三、“實行第二次結合”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分析
1.從“趕超構想”到“總路線”︰“實行第二次結合”行動綱領的形成
2.從“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實行第二次結合”的實現形式
3.從整風反右到“四清”運動︰“實行第二次結合”中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教育
4.讀“三本書”、搞“調查年”和“七千人大會”︰“實行第二次結合”過程中的總結經驗
四、“實行第二次結合”的歷史地位
第四章 “第二次結合”開篇階段(1949—1966)的理論貢獻
一、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二、中國工業化道路初步探索的新成果
三、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的新認識
四、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的新貢獻
五、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的新視界
六、均勻階級執政黨建設的新思想
1.增強黨的團結
2.執政黨要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
3.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參考文獻
後記
序
奉獻給讀者的這本書,是張乾元博士在其學位論文基礎上,廣泛听取校內外專家的意見進行再深入研究,歷時數年推出的一部專著。該書出版之際,作者邀我作序,我提出以下看法,以為序。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1949—1966年)研究》(下稱該著)一書,選題是根據毛澤東1956年的一個重要論斷確定的。據吳冷西同志回憶,1956年4月4日下午,在討論修改《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時,毛澤東針對蘇共“20大”反斯大林的種種議論,提出初步總結經驗教訓,從中得到教訓時提出︰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從時間段說,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時期。所謂“第二次結合”是相對于“第一次結合”而言的。時下大多數學者認為,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一次結合”的時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偉大成果——毛澤東思想。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時期。“第二次結合”又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限,分為前後兩個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30年,既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延續時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所產生的第一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繼續豐富和發展的時期,又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為實現“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及其所產生的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準備的孕育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時期。該著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歷史過程分為制度奠基階段(1949—1956)、最初試驗階段(1956—1966),曲折發展階段(1966—1978)和初步飛躍階段(1978年至今)等,將其中的制度奠基階段(1949—1956)和最初試驗階段(1956—1966)統稱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簡稱為“第二次結合”的開篇)。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1949—1966年)研究》一書的具體內容,作者自己已經做出了理論概括,這里不再重復。作為序言我只想講三點意見。
第一,深入研究毛澤東思想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鄧小平曾深刻指出︰“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晶。”他還指出,如果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樣嚴肅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那麼,就會受到黨和群眾的責難。這是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和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做出的科學結論,充分反映了廣大共產黨員、黨的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心願和要求,為近幾十年的歷史和現實進一步所證明。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一個時期以來,集中反映到如何看待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後的探索,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關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上。本來這個問題已為《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解決,但是國內外總有一些人根據某種政治訴求的需要,以理論創新為幌子,一再否定《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或是抹殺、或是否定、或是歪曲、或是篡改這個時段的中國社會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向馬克思主義提出挑戰。在這種背景下,張乾元博士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1949—1966年)研究》為選題,專門探討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思想,以翔實的歷史資料深刻論證了這個時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科學評價毛澤東及其戰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這不僅以新的科學成果具體從學科領域堅持、繼承、捍衛了毛澤東思想,有助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推進,而且鮮明地顯示了青年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教師優良的理論品格和戰斗風格。
第二,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系。這是涉及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規律——發展的連續性與發展的規律性相統一的問題。該著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為實現“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及其所產生的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準備這一角度,探討和論述了這一問題。應該說,這是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的。同上述問題一樣,一個時期以來,有人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毛澤東思想對立起來,用一個去否定另一個。這無疑是十分錯誤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不僅從宏觀整體上說,都具有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理論特征,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都堅持馬克思主義最崇高的社會理想,即實現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並且把堅持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統一起來;都堅持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政治立場,即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切理論和奮斗都應致力于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具有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品質,即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發展真理。而且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理論來源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命題的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遵循的思想路線,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步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如中國的基本國情是我們正處于並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促進社會和諧必須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科學發展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依據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等等,都是以毛澤東思想為理論來源的。正是這樣,胡錦濤同志在新任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研討班講話(2007年12月17日)指出,我們黨能夠在新時期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理論基礎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繼承。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2008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2008年3月1日)中明確地說︰“毛澤東同志帶領我們黨在艱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思想來源。”所有這些都深刻的啟示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必須始終把握住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連續性和階段性相統一的規律,在當今中國要牢牢把握住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兩大理論成果的內在的統一與發展,堅決抵制和批判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分割、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該著很好地把握了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第三,研究和著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應帶著感情。胡喬木同志在談到黨史工作時,曾說過一段令人十分感動的話。他指出︰做黨史工作、寫黨史要懷有一種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滿腔的熱情。他認為,黨史工作是研究黨的歷史的,黨史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和黨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樣,是為著支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而斗爭的。因此,不能把黨史工作看成是平靜的、書齋里的事業,它是在思想斗爭最前線的一項戰斗性的工作。黨史工作者應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抱有無限的忠誠,抱有毫不動搖的信念。寫黨史要站在黨的立場上敘述黨的歷史,要有滿腔熱情。革命經驗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鮮血換來的,不能用平淡無奇的筆法,采取無動于衷的態度來寫,要恰當地進行評論,筆端要常帶感情。胡喬木同志在這里講的是黨史工作,但這段情真意切的話,完全適用于我們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人。從思想理論方面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我們黨全部歷史經驗集中的概括的表現。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只有懷有一種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滿腔的熱情才能做好。有人總喜好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黨性原則同科學性、真理性,也就是階級性和科學性對立起來,事實上,這二者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來說是高度統一的。馬克思在分析小資產者代表人物時曾指出︰“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系,都是這祥。”這些論斷是千真萬確的。社會思想觀念,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里,必然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恩格斯指出︰“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和願望。”馬克思主義既是一定階級利益的表達,又是科學真理的體系,它把意識形態功能和理論思維功能熔為一爐,結合為一體。所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黨性不僅不會影響其科學性,而且會更好地促進對真理的探索。一味地強調客觀主義立場,不僅無助于真理的探討,反而暴露出資產階級的立場。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1949—1966年)研究》一書的出版,值得向作者祝賀,對于讀者也是幸事。祝願作者在未來的科學研究中推出更多的成果,以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業,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
梅榮政
寫于2010年2月珞珈山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1949—1966年)研究》(下稱該著)一書,選題是根據毛澤東1956年的一個重要論斷確定的。據吳冷西同志回憶,1956年4月4日下午,在討論修改《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時,毛澤東針對蘇共“20大”反斯大林的種種議論,提出初步總結經驗教訓,從中得到教訓時提出︰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從時間段說,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時期。所謂“第二次結合”是相對于“第一次結合”而言的。時下大多數學者認為,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一次結合”的時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偉大成果——毛澤東思想。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時期。“第二次結合”又以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限,分為前後兩個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30年,既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延續時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所產生的第一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繼續豐富和發展的時期,又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為實現“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及其所產生的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準備的孕育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時期。該著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歷史過程分為制度奠基階段(1949—1956)、最初試驗階段(1956—1966),曲折發展階段(1966—1978)和初步飛躍階段(1978年至今)等,將其中的制度奠基階段(1949—1956)和最初試驗階段(1956—1966)統稱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簡稱為“第二次結合”的開篇)。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1949—1966年)研究》一書的具體內容,作者自己已經做出了理論概括,這里不再重復。作為序言我只想講三點意見。
第一,深入研究毛澤東思想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鄧小平曾深刻指出︰“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晶。”他還指出,如果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樣嚴肅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那麼,就會受到黨和群眾的責難。這是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和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做出的科學結論,充分反映了廣大共產黨員、黨的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心願和要求,為近幾十年的歷史和現實進一步所證明。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一個時期以來,集中反映到如何看待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後的探索,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關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上。本來這個問題已為《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解決,但是國內外總有一些人根據某種政治訴求的需要,以理論創新為幌子,一再否定《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或是抹殺、或是否定、或是歪曲、或是篡改這個時段的中國社會發展史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向馬克思主義提出挑戰。在這種背景下,張乾元博士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1949—1966年)研究》為選題,專門探討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思想,以翔實的歷史資料深刻論證了這個時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科學評價毛澤東及其戰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這不僅以新的科學成果具體從學科領域堅持、繼承、捍衛了毛澤東思想,有助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推進,而且鮮明地顯示了青年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教師優良的理論品格和戰斗風格。
第二,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系。這是涉及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規律——發展的連續性與發展的規律性相統一的問題。該著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為實現“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及其所產生的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準備這一角度,探討和論述了這一問題。應該說,這是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的。同上述問題一樣,一個時期以來,有人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毛澤東思想對立起來,用一個去否定另一個。這無疑是十分錯誤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間,不僅從宏觀整體上說,都具有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理論特征,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都堅持馬克思主義最崇高的社會理想,即實現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並且把堅持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統一起來;都堅持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政治立場,即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切理論和奮斗都應致力于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具有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品質,即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發展真理。而且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理論來源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命題的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遵循的思想路線,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步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如中國的基本國情是我們正處于並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促進社會和諧必須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科學發展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依據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等等,都是以毛澤東思想為理論來源的。正是這樣,胡錦濤同志在新任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研討班講話(2007年12月17日)指出,我們黨能夠在新時期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理論基礎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繼承。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2008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2008年3月1日)中明確地說︰“毛澤東同志帶領我們黨在艱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思想來源。”所有這些都深刻的啟示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必須始終把握住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連續性和階段性相統一的規律,在當今中國要牢牢把握住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兩大理論成果的內在的統一與發展,堅決抵制和批判把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分割、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該著很好地把握了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第三,研究和著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應帶著感情。胡喬木同志在談到黨史工作時,曾說過一段令人十分感動的話。他指出︰做黨史工作、寫黨史要懷有一種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滿腔的熱情。他認為,黨史工作是研究黨的歷史的,黨史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和黨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樣,是為著支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而斗爭的。因此,不能把黨史工作看成是平靜的、書齋里的事業,它是在思想斗爭最前線的一項戰斗性的工作。黨史工作者應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抱有無限的忠誠,抱有毫不動搖的信念。寫黨史要站在黨的立場上敘述黨的歷史,要有滿腔熱情。革命經驗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鮮血換來的,不能用平淡無奇的筆法,采取無動于衷的態度來寫,要恰當地進行評論,筆端要常帶感情。胡喬木同志在這里講的是黨史工作,但這段情真意切的話,完全適用于我們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人。從思想理論方面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我們黨全部歷史經驗集中的概括的表現。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只有懷有一種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滿腔的熱情才能做好。有人總喜好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黨性原則同科學性、真理性,也就是階級性和科學性對立起來,事實上,這二者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來說是高度統一的。馬克思在分析小資產者代表人物時曾指出︰“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系,都是這祥。”這些論斷是千真萬確的。社會思想觀念,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里,必然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恩格斯指出︰“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和願望。”馬克思主義既是一定階級利益的表達,又是科學真理的體系,它把意識形態功能和理論思維功能熔為一爐,結合為一體。所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黨性不僅不會影響其科學性,而且會更好地促進對真理的探索。一味地強調客觀主義立場,不僅無助于真理的探討,反而暴露出資產階級的立場。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開篇(1949—1966年)研究》一書的出版,值得向作者祝賀,對于讀者也是幸事。祝願作者在未來的科學研究中推出更多的成果,以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業,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
梅榮政
寫于2010年2月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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