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學者們還討論了應該如何使用“實踐”這個術語。人們通常談論企業實踐或管理實踐，但是一種“實踐”究竟是什麼意思？它是否僅僅一種習慣？一種傳統做事情的方法？一種慣例？或者它是一種旨在獲得某種真實利益的自覺活動？中文的哪個詞（如果有的話）能夠恰當地翻譯出“practice”這個英語術語的含義呢？
對中觀層次上的問題的熱烈討論提出了未來研究的幾個方面︰
1．經驗研究的必要性︰調查獲得CSR評級的公司事實上是否倫理公司。因CSR表現好而出名的一些中國公司和多國公司，當它們不顧汶川地震的受難者而只顧賺錢時，都遭遇了名聲掃地。在中國商業部澄清了多國公司對救災的捐獻情況時，公眾比較多滿意的是對地震災難做出回應的公司。然而，在最近的民意測查中，中國公眾繼續表達了對許多企業在社會責任表現方面的不滿。這種反響表明，僅僅基于慈善行為、員工福利等對企業進行CSR評級，是不夠的。還需要深人研究企業的核心經營模式和經營哲學，考慮它們是如何形成公司對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觀點的。
2．應當努力說明“利潤”這個術語是什麼意思。它指的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利潤？表面的還是真實的利潤？利潤是從對人們有利還是有害的產品的銷售中獲得的？同樣不清楚的是，應當弄清真實的成本。一個企業可能迫使工人延長他們的勞動時間，但是如果事故也同樣增長，那麼這家企業的壓力實際上可能也在增抑，而不是降低，這是它的真實的成本。
3．與會者談論的首先是CEO和高管。但在創造和保持健康的企業文化過程中，還應當更多注意董事會所起的關鍵作用。由于中國不僅有許多家族企業和國有企業，而且還有合資企業，因此，學者和企業執行官們應當探索在不同類型的企業中改善董事會業績的可能方式。
4．許多中國學者強調了中央政府采取措施保護員工的必要性。新的法律，盡管總是產生意外的後果，許多經理人立即開始利用新的管制或法律的漏洞，來逃避必須遵守的政府法令。有必要考慮中間機構（例如，企業自身、非政府組織、職業協會、證券交易所）如何在中觀層次上促進倫理，而不是僅僅依靠法律規定。
5．應當研究企業如何才能更好地吸引員工對倫理行為的感興趣。DUPAC，在鮑先生的領導下，尋求的是成為中國的一個“報酬更好的”企業，而不是一個“報酬最好的”企業，因為DUPAC希望吸引中國員工的是與公司一起成長的長期事業。它並不想要雇用那些跳槽的人，他們或她們只是對獲得更多薪酬感興趣。
6．與會的CEO們都明確表明應當致力于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但是，並不清楚的是，他們離開企業後，這些企業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有必要考慮的是，一個健康的倫理公司如何能夠經歷人員的變化而持續發展。倫理必須體現在企業文化中，必須成為企業的結構，而不僅僅是人事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