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何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

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何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
定價:228
NT $ 198
 

內容簡介

★英國《金融時報》2007年度最佳圖書(政治類)

卡普蘭綜合其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哲學以及歷史學方面的洞見,解答了時常困擾公共政策領域每一位研究者的一個難題。——格里高利‧曼昆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著作,是一張對準民主機制拍攝的X光片。它像一條始終存在,但從未被清晰展露的邏輯通道,那就是“民主制度產生不良政策”R因果鏈條,或“選民自願選擇下策”的制度缺陷。我認為每一位談論“民主”的學者都應該閱讀此書。——薛兆豐

此書著重談的是美國國家經濟政策制定方面受到的民情的影響。正是出于選民的“偏見”,他們的選票才會被貿易保護主義者、反競爭的特殊利益集團利用,進而對美國的經濟造成損害。

本書是一部在美國媒體和政治經濟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贊譽與批評兼而有之的一部作品。媒體關注它,是因為作者在書中不僅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美國政府和公眾一直引以自豪的東西——民主,而且將其失敗的原因歸結為選民的“理性的胡鬧”。而學界關注的重點則在于該書對經濟學及公共選擇理論的兩個核心概念,即“理性(rationality)”和“理性的無知”(rational ignorance),提出了修正和質疑。

作者認為,在美國,大多數投票者不僅對政治問題是無知的,而且他們本身固有的觀點甚至都是錯誤的。民眾不僅因為自己的無知而把選舉搞砸,而且因為自己的投票帶有“偏見”,更容易使國家政策走上歧途。因此,作者提倡“有水準的選民”,要解決美國的問題,要做的是減少民主的量而提高民主的質。

關于理性無知和理性的胡鬧

理性無知是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一個重要概念,認為作為理性的人,選民在選舉中將理性地作出自己的選擇,但由于自己對于所面對的問題缺乏了解,可能會作出錯誤的選擇。而本書中理性的胡鬧則是指,當選民們在表示自己的選舉意向時,通常會夸夸其談,表示自己會理性地作出選擇選擇,而實際上在投票時往往會根據個人的利益,其實際投票的結果可能會與他所說的相反。因此,理性無知和理性的胡鬧的區別在于,理性無知假定人們懶得去追究真相,而理性的胡鬧則認為,人們是在主動回避真相。

布賴恩‧卡普蘭,1997年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系教授,卡托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公共經濟學、公共選擇、心理學與經濟學、家庭經濟學等。曾在《美國經濟評論》、《經濟學雜志》、《公共選擇》、《法律與經濟學雜志》、《社會科學季刊》等學術期刊發表文章。本書是他的第一部學術專著,于200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被英國《金融時報》評為“2007年度最佳圖書(政治類)”,並獲2008年獨立出版社圖書獎銀獎。
 

目錄


英文平裝版前言
致謝
緒論 民主的悖論
第一章 超越聚合的奇跡
第二章 經濟學的系統性偏見
第三章 來自美國公眾與經濟學家經濟調查的證據
第四章 古典公共選擇與理性無知的失靈
第五章 理性的胡鬧
第六章 從非理性到政策
第七章 非理性與政治的供給方
第八章 “市場原教旨主義”對民主的宗教
結論 為愚昧研究叫好
參考文獻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著作,是一張對準民主機制拍攝的X光片。它透視了一條始終存在,但從未被清晰展露的邏輯通道,那就是“民主制度產生不良政策”的因果鏈條,或“選民自願選擇下策”的制度缺陷。我認為每一位談論“民主”的學者都應該閱讀此書。

大部分知識分子深信,公共政策領域存在“大數定律”,即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場合都是正確的。知識分子們由此推斷,只要決策者充分听取民意,並且始終听取民意,公共政策就會如同綁上了衛星導航儀,哪怕起點多麼偏遠,遲早都能回歸正確的軌道。

然而,事實不盡如此。經濟學家們發現,大量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站不住腳的經濟政策,如最低工資法、貿易壁壘、農業補貼等,被世界各地反復推行;而大量早被證明是利大于弊的經濟政策,如民營取代國營、貨幣補貼取代實物福利、民間辦學取代公立辦學等,卻一再遭到質疑和阻礙。

如何理解這種“民意傾向”與“經濟良策”長期分庭抗禮的現象?經濟學家們所提出的解釋和對策,經歷了四個漸進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垃圾進、適當加工、垃圾出”之說。經濟學家們認為,不良政策之所以受歡迎,主要是由于老百姓缺乏經濟學知識。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就指出︰“偽劣經濟學知識之所以復夠指揮內閣成員,只是因為它在國會議員中深受歡迎;而之所以如此,則只是因為它在選民中具有代表性;而選民之所以對此耳熟能詳,則只是因為它在公共輿論中根深蒂固。”

似乎只要普及經濟學教育就能解決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曾樂觀地寫道︰“只要由我來寫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在乎誰來制定國家的法律,誰來起草縝密的條約。”然而,多年過去,情況並沒有得到多少改善。孜孜不倦從事教育的經濟學家們發現,哪怕是那些在課堂上通過考試的學生,遭到具體的事件,也往往因為感情受到觸動而輕易站到了經濟分析的對立面。

第二階段是“珠寶進、不當加工、垃圾出”之說。由于經濟學普及教育收效甚微,經濟學家們開始在選民以外找原因。他們指出,既然老百姓是不良經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那就沒有理由假定他們是愚蠢的,否則就與經濟學中“人是理性的”這一基本假設相違背了。

結果,這批學者瞄準了民主決策機制。他們認為,老百姓雖然在整體上受到不良經濟政策的傷害,但個體受損程度不高,而且他們位置分散,互不相識,聯合起來修正經濟政策的難度很大;與此對照,形形色色的利益團體,雖然為數不多,但牽扯的利益巨大,互相認識,容易協調。也就是說,不是老百姓愚蠢,而是民主的機器更容易被利益團體利用,才產生了不良的經濟政策。

第三階段是“珠寶進、適當加工、珠寶出”之說。以唐納德‧惠特曼(Donald Wittman)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把傳統芝加哥學派的市場理論貫徹到底,對第二階段的學說提出了有力批評。惠特曼在1995年出版的《民主失敗的神話》中論證︰政治市場與經濟市場一樣有效。

惠特曼指出,人們在超市里之所以敢拿起牙膏就去付款,並不是因為他們懂化學,而是因為牙膏有品牌。而品牌接受公眾的監督,才使得數量不多而且利益集中的廠商,無法劫持數量龐大而利益分散的消費者。這個機制同樣適用于公共事務。事實上,人們對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質要求特別高,對其丑聞也特別關心,這就說明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一樣,也存在“一旦逮住即加倍懲罰”的機制。政治會出問題,市場也會出問題。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懲罰機制,那麼長期而言,那些順應民意而產生的公共經濟政策,就應該跟順應消費者而產生的商品一樣,是優質和與民意相符的。

第四階段是“垃圾進、不當加工、垃圾出”之說。惠特曼的理論令傳統公共選擇學者非常不安,因為後者一下子被逼到了“三難”境地。他們既不願意擅自改動理性人假設,把人說成是不理智的,又不願意把不良的公共經濟政策說成是與廣大選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他們當然也難以反駁惠特曼為政治市場的效率所作的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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