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陳垣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發表,文章不僅對這一元史上極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課題作了充分研究,而且對元代文化進行了全面論述,他說︰“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但是長期以來,對元代文化、文學的評價,由于種種原因,卻仍有歧義。元史研究一直是很有成續的,關于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的研究也有不少進展,但一些成果似也沒有及時為文學學科吸納。文學方面,元曲是顯學,其他文學形式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元代詩文研究,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逐漸受到一些關注。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一九八七年下半年,經所內同仁的討論,初步確定以元代文獻整理和元代文史研究作為研究重點。一九八八年十月,向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提出編纂《全元文》的立項申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專家評審組,經研究建議先進行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批準了《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的立項。一九九0年十二月,我們對于元人文集的普查工作告一段落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正式批準《全元文》立項。在申請和討論立項的過程中,我所同仁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評審組的專家,有一個共同的擔心,人們有一個共同的估計,《全元文》的分量與其他同類總集比較不是最大,但是難度是最大的。當時白壽彝先生就說︰“元史素稱專門之學,對語言、地理、疆域、民族及其他有關的文獻知識所需甚廣,而我們在人員、資料方面又比較缺乏,困難是不容低估的。”當時元人別集的整理本只有幾部。我們所同仁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開始編纂工作的,幸虧這項工作得到了元代歷史、文學學界的師友給予多方面的支持,幸虧我們的同仁在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工作(包括前後期工作共經歷了十八年),《全元文》才得以完成。還應該說明,這可能是本世紀初最後一項用剪刀漿糊舊式工作方式完成的一部總集整理項目。
《全元文》出版後,我們進行了總結,檢查了誤收、重收、漏收的情況和收錄文集的情況,並且向同行師友收集了意見,初步義定下一步整理與研究的設想,一方面,準備編寫《全元文補正》,編輯成書,或出版《全元文》修訂本。當然,這需要一定的時日;一方面,準備整理元人別集,出版一套五十家或一百家的《元人別集叢書》,這同樣是一項十分難巨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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