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敏告訴我，他收集了我過去二十幾年間在報紙副刊上發表的藝評，覺得有些觀點值得給喜歡藝術的年輕朋友們參考。我略有猶豫，因為在副刊發表些謬見是一回事，結集出書是另一回事。我不是專業藝評家，所寫所論值得出書以供流傳嗎?轉而一想，健敏是很認真的編書人，經過他的手，去蕪存菁，配上圖片，加上注釋，說不定還有些閱讀的價值。想到這里，不期然的就答應了。
回顧過去。居然寫了那麼多藝術評論，連我自己都有些訝異。提筆就寫藝評，對于一個外行人的我來說似乎沒有多大困難，原因是我在學生時代自修，讀的就是英美雜志上的建築評論。後來辦雜志、寫文章，都是這樣歷練出來的。在美留學期間，讀了一些藝術史的著作打發時間，做成摘要筆記備忘，同時用心思考，我習慣于在筆記上寫下很多個人的意見。回國後，屬于建築方面的，大都寫成文章發表，後來多已結集出書。屬于藝術方面的，則因不是我的專業，沒有發表的想法，也沒有機會，只是平時與朋友們聊天時的材料而已。
70年代，鄉土運動中，藝術界發現了洪通與朱銘。這時候．在政府尚不知所措時，台灣《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當時的主編高信疆，就準備大事張揚一番。他喜歡標新立異。我是他的文字打手之一。恰巧遇上《藝術家》雜志要為洪通開畫展，他就指定我開打。我看了在雜志社展出的作品，覺得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回家就翻翻資料，花了兩個晚上，寫了幾千字，信疆很高興，在“人間”用了整版刊登出來，這就是那篇《化外的靈手》的來龍去脈。後來這個篇名還成為時報出版公司一本集子的書名。
不久之後，在信疆的安排之下，我又為朱銘寫了一篇，使我自己陡然間成為鄉土藝術的推動者，與我在當時努力推動的台灣傳統建築保存站在同一戰線上。可是我總是藝術的局外人．信疆不揮旗子，我也不會主動出擊，他離開“人間”，我就不再充當風潮的鼓手了。
由于寫了這兩篇文章，建築與藝術界的朋友遇到展覽，有時會找我捧捧場。所以後來偶爾在聯副寫寫藝評．多是應友人的要求寫的。說到這里，我要表明我的態度，我寫藝評都是被動的，但並不表示我寫的是人情文章。被動，是因為自認非藝評專業，不可隨便侵入他人的領域；但被動不表示沒有主見。朋友為我安排會面的藝術家，若作品無法感動我，無法與我的知識領域相聯結，即是想寫也寫不出來。陳其寬先生開畫展，開口要我寫篇文章，我慨然允諾，那篇文章不但陳先生喜歡，再三地用做畫展的序文，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辦理首次藝評獎，就頒了獎給我。我平生與獎無緣，在建築上得不到獎，卻得到個藝評獎，至少可以證明，我寫藝評是很認真的。
我曾一度想寫些藝術理論的文章，把我對時下藝術界的現象加以評析，可是缺少發表的園地。後來我借著劉國松“革中鋒的命”的談話，寫了一篇《國畫中的“中鋒”》，實際上是我對國畫發展長年接觸所得到的一些體會。這類文章內容生硬，實在不應在副刊發表，可是我無處可投，還是寄去聯副， 弦只好把它刊出。我深知勉強老編不甚恰當，以後也不敢再寫了。直到後來，何懷碩在聯副刊登出一篇論抽象，才鼓勵我又寫了幾篇。我自認《與懷碩論抽象》應該是一篇值得一讀的文章。
作為一個藝術的愛好者，我深深覺得台灣的藝術界太缺少藝評了。在過去，所見的藝評多半是捧場的文章，所寫多是溢美之辭。政治開放之後，看不到年輕一代有新的作為。藝術的健康發展除了藝術家的努力之外，需要听到一些意見︰是同情的聲音有鼓舞的作用，是責備的聲音有反省的作用。藝評可以視為藝術環境的養分。如果在一個社會上，對藝術家的創作毫無反應，是非常可悲的。
在中國社會，其難處在于人情。我們只習慣于捧場，不願意批評︰我們不想得罪人，批評會招致情緒的反應，也就是因此我們不可能有專業的藝評家，無法建立藝評的權威。由于沒有藝評，藝術家大多養成自我肯定的習慣，靠自信心來支持奮斗的精神，他們孤立無援。由于沒有藝評，他們必然養成孤芳自賞的個性。由于沒有藝評，社會大眾有意一窺藝術之堂奧，也不得其門而入，這實在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覺得，也許可以順乎傳統，對藝術不做負面的評論，但也不做違心之論，也就是只做有價值的捧場文章。我寫藝評，雖然都是朋友們所托，若無內容或我看不出意義何在，我會拒絕；我要寫的一定要有看法，有見解。對藝術家本人或對讀者有幫助，我認為正面的評論比起負面的批評更有價值。
這本書的出版，雖不能對藝評界有什麼積極的貢獻，希望能鼓勵藝術界多加思考、並設法向社會大眾解釋藝術，使人們深入了解藝術。我有些個人的觀點，也是可以討論的。在藝術上，思辨遠比肯定其價值更為重要。
健敏選集，有他個人的看法。他選的文章有些我已經忘記了，可是我記得的他未必選入。比如我為陳其寬寫的繪畫的評論沒有收入，卻收了對他的建築的詮釋；我為胡宏述寫的繪畫的評論也沒有收入，可見健敏還是站在建築與藝術之間選集的。所以我為董陽孜寫的文章，立足于書法與建築之間，健敏就全都集入，顯得比例多些，因為健敏手上是剪報，他需要配圖，所收之文必須有圖的來源，相信這是他選文的重要條件。
最後，我要再次謝謝健敏為這本書催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