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律哲學書評文集

以中國為根據以理論為憑借
—《西方法律哲學書評文集》序
自然法學與政治哲學
良好秩序理論的超越︰朗‧富勒法律秩序觀的建構
—兼評富勒《社會秩序原理》
走出邏輯的叢林
—富勒《反身自問的法律》簡評
基于淵源的法律有效性判準之批判
—兼評富勒《解析法律》
法律的內在道德︰一種通達目的性事業的觀念
—兼評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自由主義共同體中的政治正當性建構
—評德沃金《法律帝國》
人權共識與全球多元穩定
—評羅爾斯《萬民法》
價值多元與羅爾斯的理論轉向
—評蓋爾斯敦《多元主義與社會統一》
從意見與意志之區分看哈耶克的政治理論
—兼評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3卷)
分裂的哈耶克︰自由的兩種論證理路和兩種法律觀的混淆
—對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一書的文本分析
立法的限度
—評哈耶克《理性主義的種類》、《建構主義的謬誤》、《兩種心智類型》
“分析的”自然法學
—兼評菲尼斯《自然法與自然權利》
從“理性主義”自然法到“意志論”的自然權利
—評施特勞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基礎與起源》
制度何以為憑？
—兼評桑德爾《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
從“監獄網絡”審視權力
—簡評福柯《規訓l與懲罰》
微觀權力分析
—讀福柯《規訓與懲罰》
生命權力、新自由主義與帝國
—論哈特和奈格里“帝國一大眾範式”解放旨趣的不徹底性
永久和平論還是帝國主義的新宣言
—《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書評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帝國，抑或村落？
—評哈特等《帝國》
社會學法學、法律社會學與法律人類學
社會學法理學的(可能)代價與限度
—從社會整合看龐德《法理學》(第1卷)
何種程度上的實用主義？
—讀龐德《法理學》(第1卷)
倫理價值的“認同”與“利益”意義
—兼評龐德《法理學》(第2卷)
社會學法理學進路中的法律與道德
—評龐德《法律與道德》
社會學法理學與封建因素的“聯姻”
—簡評龐德《普通法的精神》
社會神中法律人的理性創造
—龐德《法律史解釋》讀後洪建
整合進路中的發展策略︰伯克利學派的理論綱領
—兼評塞爾茲尼克與諾內特《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邁向回應型法》
法律社會學中的法律文化概念
—評弗里德曼《選擇的共和國》
一般法理學如何可能
—評特維寧《全球化與法律理論》
現代社會需要怎樣的法律理論？
—評弗里德曼《法理學》
功能現實主義視角中的法
—霍貝爾《初民的法律——法的動態比較研究》介評楊曉暢
追尋“中國”？
—評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
法律實證主義與法律現實主義
“描述社會學”解讀
—評哈特《法律的概念》
哈特《法律的概念》的功利主義檢討
—以法律與道德的分離為中心
法律實證主義的強立場
—兼評拉茲《法律的權威》
作為命令的法律
—兼評奧斯丁《法理學的範圍》
卡多佐的社會功利觀
—解讀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
“規則懷疑論”者的規則觀
—評盧埃林《荊棘叢》
可估量性︰經由傳統而實現的“神話”
—評盧埃林《普通法傳統》
“基本法律神話”的破滅
—評弗蘭克《法與現代心智》
為什麼是行為？
—評盧埃林《荊棘叢︰論我們的法律及其研究》
其他
法律如何在“社會情境”下存在
—讀昂格爾《批判法學運動》
從傳統看伯爾曼的法律觀
—評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
立法過時的司法應對
—評卡拉布雷西《制定法時代的普通法》
“積極權利論”的陷阱
—評霍爾姆斯等《權利的成本》
我們需要一種怎樣的歷史理解︰從自然法思想切入
—評凱利《西方法律思想簡史》
新康德主義視角下的韋伯政治思想
—兼評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
從自由主義民主到世界主義民主
—評赫爾德《民主與全球秩序——從現代國家到世界主義治理》
精神分析與自我反思︰哈貝馬斯對弗洛伊德的批判與借鑒
—兼評哈貝馬斯《認識與興趣》

一

一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界都存在兩種在我看來其實緊密勾連在一起的傾向︰我們要麼對各種思想和理論、特別是西方理論采取“非語境化”的處理和“前反思接受”的立場，並以這種“非語境化”的西方理論為判準對中國問題做“普羅克汝斯特斯之床”式的“裁剪”；要麼采取我所謂的“講故事”的方式進行毫無理論觀照的研究，不僅無力洞見到其間有意義的理論問題，更無力進行較有深度的理論建構。于是，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研究西學的成了“西化論者”(研究儒學的則成了“新儒家”)；另一方面，我們用西方人喜聞樂見的方式描述著“鄉土中國”或“新鄉土中國”(或“黃河邊的中國”)，試圖發掘所謂的“本土資源”。顯而易見，如果說第一種傾向“丟失了中國”，那麼第二種傾向則為我們描繪了一個“非中國的中國”—因為它完全忽視了一百多年來(尤其是晚近30年來)的社會變遷及其對中國的沖擊和影響，特別是遮蔽了“世界結構”、“貧富差距結構”和“城鄉二元結構”等“結構叢”所型構的當下中國。如果進一步探究，這兩種傾向都完全忽視了對“中國理想圖景”的理論關注︰對前者而言，它直接為我們提供了一幅“西方理想圖景”；就後者來說，則要麼對“中國理想圖景”不意識，要麼間接地為我們提供了一幅“西方理想圖景”。[1]

正是出于上述問題意識，我一直認為，中國社會科學在“理想圖景”時代必須實現這樣一種根本性的轉換︰即從“思想中國”向對“思想中國的根據”進行思想層面的轉換。作為這個時代的學術人，我們必須根據我們對這種世界結構中的中國本身的分析和解釋，對中國的“身份”和未來命運予以理論性的關注和思考，而這需要我們以一種認真且平實的態度去面對任何理論資源。因此，我認為，“理想圖景”時代的中國社會科學面臨著兩項具體使命︰第一項使命是繼續“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同時對包括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在內的所有經典理論進行批判性的檢視。第二項使命是開展對當代中國的深度理論研究，並以這種研究推動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當然，我所講的“當代中國”並不是一個絕緣于世界結構與歷史傳統的“中國”，而是有待我們運用各種理論資源予以認知並建構的一個倫理性的文明體︰首先，它是“關系中的中國”，即處于世界結構之中的中國；其次，它又是“歷史中的中國”，即有著文明記憶、歷史傳統和後發經驗的中國。

盡管上述兩項使命在表面上是分立的，但兩者在根本上又是相互勾連在一起的︰就我們對待西方理論資源的態度而言，我所主張的是以中國為思想根據的“個殊化”研究路徑，亦即一種以研究者對于“中國”當下現實的“問題化”處理為根據而對西方法律哲學家的思想進行逐個分析與批判的研究路徑—盡管這種思想根據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以一種隱微的方式發揮作用的[2]；就中國研究的路徑而言，我則主張一種對當下中國現實的“問題化理論處理”路徑，亦即以“中國”為思想根據，運用包括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資源在內的所有理論資源對“中國”當下現實進行“問題化的理論處理”。因此，我相信︰只要我們同時完成這兩項使命，我們不僅可以對包括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資源在內的所有理論資源有更為系統、深入的了解，而且又能以中國為思想根據利用這些理論資源對包含中國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認同的“中國理想圖景”進行理論建構。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我之所以在探究“中國理想圖景”的時代仍主張要繼續“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乃是以明確反對中國社會科學界關于西學的如下幾項既有的或潛在的誤識為其前提的︰第一，明確反對那種以“國情”、“意識形態”等為借口而否定引進和研究“西學”之必要性的論調。這乃是因為不僅我們奉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西學東漸的產物和表征，而且就認識世界結構中的當下中國而言，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仍是我們的重要理論參照之一。第二，明確反對那種以呼喚“中國主體性”為借口而出現的所謂“知識引進運動終結論”。現代社會科學主要是在西方產生的。相對西方而言，中國社會科學不僅仍處于整體落後的局面，而且就對全球化時代世界秩序、世界體系、世界結構和主體性等的認識而言，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仍是我們在全球化的世界結構下呼喚“主體性中國”不可或缺的理論資源。第三，明確反對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種“非語境化”和“前反思性”地對待西學的態度。就前者而言，我們不僅將西方論者的思想抽離于其所產生其間的特定時空以及各種物理性或主觀性因素的影響，而且只記住某種思想的關鍵詞、大而化之的說法而完全不了解其復雜的知識脈絡、理論前設和內在理路等；就後者而言，中國論者仍在很大程度上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而這種傾向不僅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示範’’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而且還會迫使中國知識分子所做的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須經過西方知識框架的過濾，進而使得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帶上西方知識示範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