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真相：13個嚴重的經濟學謬誤

一份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備忘錄

謬誤1：美國商品無法與產自具有廉價勞動力的國家的產品有效競爭，比如產自中國的產品

在國際貿易中，只要制定一個良好的有關貿易保護主義的經濟方案，就能更好地保護本國產品。

謬誤2：勞動力移民有益於東道國經濟
有大量定居在英國和美國的移民已經淪為非法人口。許多人成為了黑市經濟的老客戶，或者在黑社會討一份充斥著風險的生活。對於本來已經很脆弱的西方文明來說，所有的這些憑添了一份額外的負擔。

謬誤3：全球化有助於提高西方國家的生活水准
全球化一詞，就比國際貿易更加寬泛、綜合。後者通常被理解為商品的國際性交換，而全球化則同時包含了人員特別是勞動力以及資本的轉移。大量移民以及大量資本流動，這兩個因素造成了西半球人均實際收入下降。

謬誤4：建立共同市場的國家可獲得經濟收益
兩國間所有貿易上的阻礙都將被消除，同時，對於從所有其他國家進口的商品兩國要建立一個共同的關稅壁壘。建立共同市場的優勢還遠遠不能夠肯定，因為共同市場中貿易轉移所造成的損失可能將超過貿易創造所帶來的收益。

謬誤5：住房短缺有必要進行租金規制
租金管制這一替代政策會導致社會性的不良影響。另外，當租金被廣泛認為會有一個急劇的上漲時，租金管制會在一定時期內減少勞動力的變動，這將阻礙私人企業在工人階級住房方面的投資，也會使現存受管制房屋的存量急劇下降。

謬誤6：女性薪金明顯低於男性就是性別歧視的明證
競爭性市場經濟自身的變動最終將形成一個均衡，即對於生產率相同的男工和女工來說，他們將被支付相同的工資。因此女性薪金較低不一定是性別歧視所致，還有其他的原因。女性工人較男性工人更加不穩定，因此她們全年產出將遠遠少於男性。

謬誤7：削減建築成本會降低房價
由於建築用地的供給是一定的，房價完全取決於人們對住房的需求，也就是說人們願意花多少錢來買房子。如果對房子的需求下降的話，房價肯定就會下降，而不是由於削減建築成本。

謬誤8：工廠歇業、企業倒閉，失業就增加；反之亦然
有人可能會覺得這句話多余：工廠倒閉了，自然就沒有工作機會了。然而，這種解讀沒有什麽意義。很顯然，如果我們把更多注意力集中於受影響的具體地區，這一命題就更具正確性；但如果從更廣泛或整體性的經濟角度考慮，它的正確性就會大打折扣。因為一個國家的整體就業水平與它的總支出直接相關。

謬誤9：競爭性私有經濟更有效率
我們應該認識到，並不存在純粹的不受管制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在整個經濟中所占比重並不大，其余部分大多是公共經濟，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著人們需要的很多產品和服務。競爭性私有經濟的負有外部效應使資源最優配置的希望落空。

謬誤10：大學教育津貼促進了機會均等、實現了總體社會效益，所以是合理的
一旦學生要承擔大學教育的所有成本，沉溺於自我傷害的學生以及破壞性行為將大量減少，而且更有可能接近最優學生數量。

謬誤11：國家公債是子孫後代的負擔
政府把發行國債所得全部花掉是毫無遠見的，這種情況實際上並不常見。政府更有可能花一部分錢以期每年都能產生投資回報。一個審慎的政府能夠投資有收益的項目，使它能降低稅率或者增加年度開支，從而增加國家的整體所得。

謬誤12：通貨膨脹是由貨幣的過度供給導致的
貨幣的過度供給並不一定導致通貨膨脹。工人們為增加工資而展開的斗爭才是推動戰後持續通貨膨脹的構成性原因。

謬誤13：經濟增長率是衡量民眾滿意度提高的一項很好指標
在當今社會，困擾公民的真正事物並不是收入本身，而是與收入相關的「瓊斯效應」。我們越貼近於「瓊斯效應」的極限性態度，越會覺得社會經濟的持續增長目標缺乏合理性。

本書是拙著《21個廣為流傳的經濟學謬誤》（1970）的一個續篇。相對於前一個版本，本書中所探討的經濟學謬誤數量有所減少，這部分是因為：在60年代，只有少數幾個經濟問題赫然突出，並已置於公眾視線的關注之下，它們包括「美國經濟統治地位」、「工資所得稅」（錯誤地被當作鼓勵投資的手段）、所謂的「人才外流」以及若干有關改善「經濟增長能力」的問題。另外一部分原因則是，我決心要從更深的層次去看待那些更頑固的謬誤。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西方經濟迅速增長導致的後果之一，就是人們生活中持續上升的壓力和焦慮感。這一趨勢在所難免，深刻的技術變革導致現代生活節奏加快和復雜程度日益提高，從而增加了人們的生活壓力和焦慮感，盡管這與芸芸眾生的本來願望背道而行。

戰後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後果是，它對我們的生活狀態，以及現代政府為應對那些由於科技革新的廣泛傳播而產生的社會問題所采取的匆忙立法行為，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不斷高漲的市場需求使得國會疲於奔命地進行立法，政府很少有時間和耐心去通盤考慮，遵循那些他們期望通過的規章將會產生的一系列後果，並向公眾說明這些後果。

當然，這並不包括那些通過相當膚淺的方式為了鼓勵達成共識或至少是默許而通過的規章制度。政府不止一次信誓旦旦地向民眾保證，它已經聽取了專業建議，或者已經就那些立法建議與相關的利益群體展開了詳細的商談。更糟糕的是，我們過於依賴這樣的觀念：國會議員專注於立法，就足以使我們確信這些立法符合「國家利益」。

如果政府當前正欲實施的政策對我們福利產生的影響有限，那麽他們急於「做好本職工作」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就像上面提到的，當前立法對我們的生活產生眾多約束和規制，的確對我們的福利產生諸多影響。 此夕卜，無論區域化還是全球化，它們對政策的影響也在日益增加。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新技術革命出現和世界人口暴漲最主要的後果之一，就是「我們正接近於生態災難的邊緣」已不再是危言聳聽。 從我們城市里及高速公路上日益擁擠的機動車輛，到由於醫學的解放創新產生的益處而導致的當代倫理與宗教間的沖突，新技術的采用導致了日益嚴重的外部負效應：這一效應從核毀滅的威脅一直延伸到地球上的人類本應該保護的臭氧層的持續消散。 在這樣的形勢下，所有國家的政府做出的政治決定都有可能會給人類社會帶來最可怕、最痛苦的後果。

近來，對重要經濟議題的真知灼見式的討論有所減少。 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由於政府和反對派都易受到那些已經過時的、所謂「有遠見的」自由主義教條的影響所致。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國家任由那些受錯誤經濟學假設指導來制定政治政策的人來治理，著實令人不安。 人們常常對下面的部分滿懷信心：經濟增長加速（作為傳統測量指標）、人口流動性增強、國家出口增加或是大學生數量擴張等，必定會把我們盡早帶入發展的黃金時代。 而之所以如此，僅僅是因為，權勢集團以及大多數受過教育的民眾不加任何質疑地就接受了這些經濟命題，從而使得當前關於經濟問題的爭論易於淺嘗輒止、流於表面。

毋庸置疑，通達之士間的明智辯論已日趨減少。 對此，公眾可將其歸咎於所謂專業的經濟學家。 他們既沒有清晰明朗地解釋那些正在提上議程或是已經實施的經濟政策的涵義，也未能及時地提出那些實際上可以更好地實現預期目標的備選方案。 單從這一點來看，公眾就不用指望透過那些由「專家」羅列出來的經濟政策的神秘面紗看出什麽，因為所謂的「專家」都不過是為雇用他們的政府偏好進行辯護的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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