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事件與信息公開︰危機傳播中的政府、媒體與公眾

序　轉型社會的傳播觀念
自序　權利邊界與制度創新
導論　危機傳播中的政府、媒體與公眾
第一章　突發事件與信息公開
　第一節　突發事件與風險社會
　第二節　信息公開與陽光政府
　第三節　突發事件與信息公開
第二章　突發事件與新聞發布
　第一節　新聞發布現狀與問題
　第二節　突發事件與危機新聞
　第三節　突發事件與新聞發布
　第四節　議程設置與輿論引導
第三章　信息公開與民主政治
　第一節　信息公開與知情權利
　第二節　信息公開與輿論監督
　第三節　信息公開與民主政治
第四章　全球傳播與國家形象
　第一節　網絡媒體與全球傳播
　第二節　危機傳播與國家形象
　第三節　公共外交與國家形象
　第四節　全球傳播與對外報道
結語︰危機傳播中政府、媒體與公眾的責任
　一、危機傳播中政府與媒體間相互需求、雙向互動關系
　二、“水門事件”的反思︰與媒體的“合作”或“對抗”
　三、對《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60年後的重新閱讀
　四、追記蘇格拉底的“倫理觀”、“自由觀”與“法治觀”
附錄1　河南杞縣事件——我們為什麼逃離家園
附錄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采訪條例》
附錄3　關于保障新聞采編人員合法采訪權利的通知
附錄4　Statement　0f　Journalism　Principles　Committeeof　Concerned　Journalists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一個社會從工業經濟時代向知識經濟時代過渡的過程也就是整合信息傳播能力的過程，傳播成為社會生產和知識更新的催化劑，成為現代社會的發動機。換言之，在信息資源無限豐富而邊際成本趨向于零的情況下，追求信息權利的平等成為推動社會關系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性因素。如果說經濟系統的功能屬性在于效率，社會系統的功能屬性在于秩序，那麼信息的自由流動與有序管理則是秩序得以產生的前提。從傳播學規範理論的角庋出發，傳播行為的透明性、傳播活動的社會開放性，以及傳播對市場邏輯的質詢是傳播的本質功能。

現代西方的專業主義新聞價值觀之所以強調新聞的真實與客觀，從思想根源來說，是繼承了啟蒙運動對理性、科學、進步和真理的承諾，在專業思維和報道格式上形成了一整套的操作手法。因此專業是指新聞產品制作程序上的專業和客觀而不是新聞本身。按照一般的西方新聞價值觀，一起事件的新聞價值往往在于該事件與某種規範之間存在的負面比較關系，換言之，即所謂的事件沖突性。由此出發，我們就不難理解許多“硬新聞”往往關注的是政府、商業以及公共機構背後的錯誤而非成功，是問題而非問題的解決，報道所采取的風格是批評而不是表揚。

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概念主張對理性的公共使用。因此公共領域的意圖在于，以一種解放的資產階級道德的名義，來表達對政治支配的公共批評，對真理的追尋經過有爭鳴的和理性的公共批評，是一種對檢驗的接受和在公眾面前對力量的檢驗。公共領域的發展可以促進社會整合和群體認同，尋求社會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其次，為國家和政治子系統奠定合法性基礎，參與公共領域的過程就是認可政治秩序的過程。概言之，公共領域的意義就在于︰以公共權力為內容，以公眾參與為形式，以批評為目的的空間。

在現代民主社會，輿論具有公共性，它本身來自社會。從政治上來說，是從政治權力外部來對政治權力的運行及其結果進行監督的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在公開性的前提下，輿論監督本身是使政治權力合法化、合理化、法制化的重要保證，亦是連接政治與道德的紐帶。從行政上來說，輿論調動社會大眾自由討論所擴散的利益訴求、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產生了對公共決策的壓力。作為知情權的體現，輿論對決策的影響成為社會大眾政治參與的形式。媒體作為一種公共機構，其作用就是要監視其他公共機構，審查他們所做的有關真理的聲明，並暴露他們的缺陷。因此，我們所理解的媒介傳播的要義，就是要借助知識來建立客觀性和真理的解釋秩序，來實現倫理意義上的公正和規範，給人的解放性自我反思一個社會理想的希望。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傳播系統的道德律令。

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變遷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問題。現代化的本質即制度的現代化建設。而制度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解決信息問題，使人們的行為變得可以預期，從而降低人與人的交易成本，降低社會交換的信息成本。從現代性的角度來講，工具理性的增長導致現代社會中的經濟和技術進步，而傳播理性的增長則使社會達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成熟度，成為一個開放、公平和平等的社會。因此，社會制度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如何在公共層面上組織和參與信息傳播、重新確立主體性的過程。

信息總是和知情權的展示連在一起的，而且知情權必須是具體的、細節的知情權利，沒細節就沒有情緒感染和道德立場。知情權作為人權的組成內容，是指公民有權了解社會諸活動的權利。其中，對國家重要決策、政府重要事務以及社會上當前發生的與普通公民權利和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件，公民有了解和知悉的權利。用權利來制約權力，也就意味著用社會來制約國家，從而推動實現政治文明的公共性和開放性。傳統社會總是偏向于超驗性的價值與信仰，而現代社會總是強調個人的參與作用，強調人與機器、人與組織的關系。

在當下中國社會的轉型與現代化制度建設過程中，經濟民主、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是彼此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從傳播的角度考慮，文化民主是一個居中調節的重要環節。它意味著每個作為文化成員資格的文化個體在信息通暢的保障下所做出的自願選擇，通過民主程序把公共選擇化為法律保障。民主意味著接受沖突而不是平息沖突，調節沖突而不是激化沖突。其目的在于，避免經濟、文化和政治以暴力的形式來表現。經濟越發達，社會批評資源越豐富，通過討論和對話所呈現出來的價值沖突也就越難以避免，在現代信息傳播技術基礎上奠定的社會傳播，就是進行社會整合和知識傳遞的有力工具。如果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無法給公眾提供參與的渠道，隨著社會利益分化的增長，社會群體的政治行為就有可能沖破社會秩序，給社會帶來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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