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媒介研究》一書所描繪的婦女受眾的收訊研究,興起於特定的文化研究與女性主義研究的結合,也是女性主義關懷與媒介和流行文化相互關聯的經典議題。霍爾將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的過程分開,突破了文本框架內的意識形態研究套路和「文本決定論」所導致的研究結論缺乏說服力的弊端。凡·祖倫也吸取了霍爾的論點,她回顧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來介入媒介收訊的各類研究,一方面贊許當代受眾研究已把植根於社會和權力關系之中的日常生活情境與受眾自身的文本解讀的情感相結合,因為這些收訊研究主張婦女受眾從媒介產品中獲得建構意義的權力,而不是被給予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眾文化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傳統關系。於是,婦女受眾成了意義的生產者,而不是媒介文本傳輸的意義消費者。正如凡·祖倫所言:「受眾不再被視為由媒介定義或是召喚的被動臣服於別有用心的特定權力與意識形態的意圖;相反,受眾是主動的意義生產者,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與文化來闡釋、容納媒介文本的意義。」(van
Zoonen,1994:149-150)而且「肥皂劇與言情小說就是婦女文化的一部分,在那之中,婦女私領域的主題和價值得到彰顯,婦女被認為是理性的,而且婦女也可以嘲諷傳統父權制的態度與道德,這是婦女愉悅的源泉之一。在流行文化的收訊中,社會性別認同持續地發生不易察覺的重構。給予婦女愉悅的流行文化可以被視為一種潛在的顛覆的源泉……」(van
Zoonen,1994:150)另一方面,凡·祖倫也指出,如果我們認同流行文化的「喻悅政治」(politics of pleasure)對婦女具有自由、解放的意義,那麼,女性主義的媒介批判政治也就枯萎了,難以發揮綜合的文化批判的潛力,因而,「我們愈加難以批判流行文化建構了一套社會性別認同的霸權體系」(van Zoonen,1991a:35,轉引自van
Zoonen,1994:7)。顯而易見,流行文化的愉悅與女性主義的政治目標之間矛盾重重,凡.祖論的論證超越了對理論分歧的辯難,轉而批評現有的媒介極為忽略如何動員與支持女性主義的思想與行動,急切地呼吁提升媒介如何扮演「公共知識的代言人」的角色,以及媒介如何使人們發揮公民的作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