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媒介研究

女性主義媒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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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 167
 

內容簡介

《女性主義媒介研究》一書所描繪的婦女受眾的收訊研究,興起於特定的文化研究與女性主義研究的結合,也是女性主義關懷與媒介和流行文化相互關聯的經典議題。霍爾將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的過程分開,突破了文本框架內的意識形態研究套路和「文本決定論」所導致的研究結論缺乏說服力的弊端。凡·祖倫也吸取了霍爾的論點,她回顧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來介入媒介收訊的各類研究,一方面贊許當代受眾研究已把植根於社會和權力關系之中的日常生活情境與受眾自身的文本解讀的情感相結合,因為這些收訊研究主張婦女受眾從媒介產品中獲得建構意義的權力,而不是被給予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眾文化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傳統關系。於是,婦女受眾成了意義的生產者,而不是媒介文本傳輸的意義消費者。正如凡·祖倫所言:「受眾不再被視為由媒介定義或是召喚的被動臣服於別有用心的特定權力與意識形態的意圖;相反,受眾是主動的意義生產者,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與文化來闡釋、容納媒介文本的意義。」(van Zoonen,1994:149-150)而且「肥皂劇與言情小說就是婦女文化的一部分,在那之中,婦女私領域的主題和價值得到彰顯,婦女被認為是理性的,而且婦女也可以嘲諷傳統父權制的態度與道德,這是婦女愉悅的源泉之一。在流行文化的收訊中,社會性別認同持續地發生不易察覺的重構。給予婦女愉悅的流行文化可以被視為一種潛在的顛覆的源泉……」(van Zoonen,1994:150)另一方面,凡·祖倫也指出,如果我們認同流行文化的「喻悅政治」(politics of pleasure)對婦女具有自由、解放的意義,那麼,女性主義的媒介批判政治也就枯萎了,難以發揮綜合的文化批判的潛力,因而,「我們愈加難以批判流行文化建構了一套社會性別認同的霸權體系」(van Zoonen,1991a:35,轉引自van Zoonen,1994:7)。顯而易見,流行文化的愉悅與女性主義的政治目標之間矛盾重重,凡.祖論的論證超越了對理論分歧的辯難,轉而批評現有的媒介極為忽略如何動員與支持女性主義的思想與行動,急切地呼吁提升媒介如何扮演「公共知識的代言人」的角色,以及媒介如何使人們發揮公民的作用的問題。
 

目錄

譯者序
致謝
第一章 導論
 女性主義
 文化研究
 編碼/解碼
第二章 「新」主題
 女性主義對傳播研究的批評
 傳播研究中的女性主義主題
 女性主義促進了新典范嗎?
第三章 「新的」范式?
 扭曲
 社會化
 作為儀式的傳播
 文化研究
第四章 媒介生產與社會性別編碼
 生產、編碼和協商:《美國警花》
 媒介生產研究
 媒介生產的社會性別化結構
 編碼
第五章 媒介文本與社會性別
 反映真實的符號:內容分析
 再現真實的符號:符號學
第六章 觀看者身份與凝視
 男人審視女人
 超越精神分析
 女人看男人
第七章 社會性別與媒介收訊
 閱讀言情小說
 電視和家庭
 婦女和肥皂劇
 社會性別的技術?
第八章 研究方法
 女性主義研究方法
 詮釋的研究策略
 品質控制
第九章 結論
參考文獻
中英文人名對照表
關鍵詞對照表
 

無論女權運動的業績如何,其最終促使學界研究並支援婦女運動的訴求(Cantor,1988:76—81),促進了婦女自我的警覺與傳播研究的批判意識,並催生了女性主義媒介研究。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傳播學教授凡·祖倫(Liesbet van Zoonen)的《女性主義媒介研究》(FeministMedia Studies,1994)是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第一本體系化的女性主義媒介研究專著。作者憑借其廣博的知識與開闊的視野,綜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方法,從批判理論與女性主義研究,再到心理分析、后結構主義與文化研究,系統性地展示了女性主義媒介研究的異質性和豐富性。涵蓋的主題包括:刻板形象、色情與新聞意識形態、廣告、電影與電視的男性氣質、族裔、流行文化與方法論。在本書問世之前,該領域的成果形式以單篇論文和論文匯編而成的選集為主,極具挑戰性的觀點與學術價值被成果的零散與龐雜削弱了其應有的光芒。

在西方學術界,「社會性別」已經和「階級」、「種族」一樣成為研究人類社會與歷史的一個基本的分析范疇,在各個人文社科領域被廣泛運用。本論著也不例外,「社會性別」作為《女性主義媒介研究》一個重要的論述概念(當中也貫穿着階級與種族的分析),作者圍繞它提出了種種問題:社會性別話語如何在不同「階段」的媒介意義的生產中被建構?社會性別話語如何被編碼於媒介文本?哪些意義可以在媒介文本中尋覓得到?這些意義源自何種話語描繪?受眾如何在與媒介文本互動的社會情境或相關的社會實踐中建構社會性別?作者解答這些問題時立足於一個基本的起點,即承襲20世紀7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的重要論點:社會性別區別於生物性別,是被社會與文化實踐所建構的,是不穩定的。凡·祖倫以后結構主義的認識,分別從媒介生產、媒介文本、心理分析與媒介受眾等方面探討社會性別意義的建構,把社會性別作為一個「因變量」(一種話語)來操作。在她看來,社會性別就是「被建構於一種通過構連日常生活持續變化的、互動的,而且矛盾重重的結構與文化安排的混合體……制約所有問題的關鍵是權力的機制問題,權力既是壓迫性的力量,又是生產性的力量」(van Zoonen,1994:131)。既然社會性別是被建構的,而且「社會性別的建構作為一種過程和社會互動與權力關系的產物,是能夠被分析的」,所以,凡·祖倫提出以「一種詮釋的研究策略」來分析人類的互動與意義結構。本論著的女性主義媒介理論與研究洞見都以此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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