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介學導論
譯介學導論
《譯介學導論》的寫作一開始還是進行得比較順利的。我對自己的譯介學思想作了一番清理，覺得可以從三個大的方面來論述譯介學的基本原理︰首先是要交待譯介學的歷史淵源、當前國際和國內的學術背景以及譯介學的理論基礎，這些就是本書的“緒論”和第一、二、三章的基本內容。
“緒論”部分我主要論述了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的關系，特別是在著名英國比較文學家蘇珊‧巴斯奈特在其于1993出版的《比較文學批判導論》中提出，比較文學應該成為翻譯學下面的一個子學科之後，更是引起了國內比較文學界對兩者關系認識上的混亂。因此，在“緒論”部分著重分析了比較文學視野中的翻譯研究與傳統意義上的翻譯研究之間的差別，以及比較文學視野給翻譯研究帶來的新視角和所揭示的新研究層面。與此同時，“緒論”也談了翻譯研究在拓展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豐富比較文學的研究內容方面的貢獻。
第一章主要闡述了譯介學誕生的歷史背景，尤其是當前的國際譯學背景。譯介學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近年來引起越來越廣泛的注意和重視，然而譯介學並不是平白無故地發生、發展起來，它有深厚的歷史淵源——中外翻譯研究史上綿延千年的“文藝學派”為它提供了非常豐富、扎實的文化積澱，而最近三四十年來國際譯學界中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更是為它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並直接促進了譯介學在當今國內外譯學界和學術界的蓬勃發展。
第二章把讀者的目光引向國內翻譯界和譯學界，具體論述了國內翻譯界在譯學觀念認識上的滯後問題，這也是在當前中國我們研究譯介學的現實意義。但是有一個問題本來在這一章里是可以談、但我沒有展開談的，那就是與國內翻譯界在譯介學認識上的誤區適成對照的是，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比較文學界，他們對于譯介學研究中提出的一些問題，諸如誤譯的研究意義和價值問題、翻譯文學的歸屬問題、當代文化理論與翻譯研究的關系問題，等等，都覺得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沒有任何疑問。而在中國的翻譯界和譯學界，卻對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充滿疑慮、不解甚至反對，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誰承擔中國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重任?因時間關系，我對這個問題只能在以後另外撰寫專文予以展開和討論了。
第三章討論的是譯介學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命題，即創造性叛逆。我覺得只有承認了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那才有可能談得上譯介學中的其他問題，諸如“翻譯文學不等于外國文學”、“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譯者的主體性”、“譯作的相對獨立價值”、以及“誤譯的價值”，等等。因此我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對這個命題進行了比較詳細的分析。
第四至第九章是從兩個方面展開論述的︰前三章探討的是譯介學研究的實踐層面，第四章談的是文化意象的傳遞與誤譯問題，通過這兩個比較具體的問題的討論，我想讓讀者能夠從文化層面上去發現和思考一些翻譯中的具體問題。第五、第六章分別談了翻譯文學的性質與歸屬和翻譯文學史與文學翻譯史的關系與區分問題，是兩個非常大的問題，里面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可以發展，對此我在第十章里有所說明。後三章也即第七至第九章展示了譯介學研究的理論前景，我僅僅選取了解釋學、解構主義和多元系統論三個當代西方文化理論，其實譯介學的理論研究前景遠不止這三個層面。但具體談了這三個理論以後，讀者就可以舉一反三，自己去發掘新的理論研究層面了。
最後一章，也即第十章“無比廣闊的研究前景——譯介學研究舉隅”是我專為本書設計安排的。沒有這一章，我覺得我這本書仍然只是一本純粹的研究專著，有了這一章後，本書就比較明顯地兼具了教材的特色。其實，這一章的設置也是受了紹望教授在本套系列叢書“出版總序”里所說的話的啟發，他說︰“這套教材的根本宗旨，應該在于使中國人明白到底什麼是‘比較文學’，並且使對這一學科有興趣的中國人懂得到底應該怎樣做‘比較文學研究’。”我很贊成嚴老師的這一觀點。迄今為止，國內比較文學“概論”、“通論”性質的教材或專著出版了不下十數種，但比較全面地對比較文學學科的各個研究層面進行深入探討、分析，並且能“展現學科各個內在領域的內奧與各自的特征，並力圖使讀者在理解學科的總體學術框架的同時，在比較文學的眾多研究層面中體驗學術的實踐要領”，讓讀者能得其門而入，這樣的教材和著作卻還不多。本書第十章從曾經從我攻讀譯介學專業的碩士生、博士生的論文中挑選出五篇論文，以具體展示譯介學研究的空間和前景。由于這些論文的作者本身都是青年學子，盡管其中有幾位作者也已經是國內學界小有名氣的青年學者了，與讀者的距離相對比較接近，讀者閱讀他們的論文更易受到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