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者指南

導言
第1章 為什麼進行訪談
訪談的目的
訪談:“特定的方法”還是“普通的方法”
為什麼不訪談
結論
第2章 深度的現象學訪談結構
三輪訪談序列
遵循結構
訪談的長度
訪談的間隔
結構和流程的替代方案
誰的意義？效度和信度
親歷過程
第3章 研究計劃書:從想法到文本再到行動
作為程式的研究計劃書
研究任務約定
從想法到語言
還應當做什麼
研究計劃書的框架問題
原理
處理材料
測試你的設計
結論
第4章 建立接觸、聯系渠道並篩選受訪者
便捷渠道的危害性
通過正式的“守門人（gatekeepers）”的渠道
非正式的“守門人”
接觸方式和層級
進行聯系
親自聯系、訪問
建立受訪者信息庫
一些邏輯性考量因素
篩選受訪者
篩選過程中必須避開的陷阱
多少受訪者才是足夠的
第5章 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和知情同意書
貝爾蒙報告
地方性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建立
知情同意書
知情同意書的八個主要部分
做什麼、多久、怎麼做、什麼結果、為誰做
風險、不適及損傷
受訪者的權利
可能的收益
記錄的保密性
結果發布
關于兒童的特殊條件
聯系信息及知情同意書副本
確認研究倫理調查委員會審查過程和知情同意的復雜性
第6章 技巧不代表一切，但它居于重要地位
少說、多听
跟隨受訪者所講的內容
多听，少講，並提出真正的問題
跟隨，不要打斷
兩種特別喜歡的方式
要求受訪者重構，而不是回憶
聚集受訪者注意力，並詢問具體細節
訪談時不因個人變化而起伏不定
限制你自己的互動
探究笑聲
順從你的直覺
謹慎地運用訪談提綱
容忍沉默
結論
第7章 訪談是一種關系
訪談是一種“我—你”關系
融洽的關系
社會群體認同與訪談關系
區分隱私、個人經歷和公眾經歷
避免建立治療性（或矯正性）關系
互惠
平等
第8章 分析、解釋以及分享訪談材料
管理數據
將訪談和分析分開:訪談間隔中應當做什麼
對訪談進行錄音
轉錄訪談錄音
研究、簡化和分析文本
分享訪談信息:概要和主題
確立、分析材料與主題之間的聯系
解釋材料
附錄:兩份概要
南達——一個柬埔寨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的幸存者
貝蒂——長期日間保育員
參考文獻
專有名稱漢英對照表
萬卷方法總書目

在參與和對話中理解和解釋

質性研究可以被認為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主要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陳向明，2000）。它具有探索社會現象、對意義進行闡釋，以及發掘總體和深層社會文化結構的作用。質性研究是一個跨學科、超學科的領域，被運用到與“精神科學”有關的學科，如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歷史學、心理學、護理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它不是來自一種哲學、一個社會理論或一種研究傳統，受到很多不同的社會思潮、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近年來，質性研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和深入的梳理和探討，但迄今為止很多問題仍在探索和爭議之中。

質性研究的歷史發展軌跡

質性研究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人類文明發源地之一的古希臘，“ethography（民族志）”一詞中的詞根“ethno”就來自希臘文中的“ethnos”，意指“一個民族”、“一群人”，或“一個文化群體”。“ethno”作為前綴與“graphic（畫）”合並組成“ethnography”以後，便成了人類學一個主要的分支，即“描繪人類學”。“民族志”是對人以及人的文化進行詳細地、動態地、情境化描繪的一種方法，探究的是一個文化的整體性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長期地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獲得對當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

質性研究在西方

早期民族志研究發源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者對世界上其他地區殘存“原始”文化的興趣，認為“落後的”民族是人類進化鏈中的一個環節，希望通過對異文化的了解反觀自己的文化發展歷程，了解整個世界的“本相”，以此修正西方學界有關人類社會的知識框架。實地調查方法的開創者是德裔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F．Boas），從1886年始他便經常到美國西北海岸的印地安部落去做實地調查，並把自己的學生趕出圖書館，從學者的安樂椅中站起來，走入實地。

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真正開創了長時期實地調查傳統的當推波裔英國人類學家馬林洛夫斯基（B．Malinowski），他于1914-1915年和1917—1918年間在新幾內亞和特羅比恩（Trobriand）島上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實地工作。通過親身經歷“在這里”、“到過那里”和“回到這里”的三階段過程，他發現，白人研究者只有離開自己的文化群體，參與到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才能對他們的制度風俗，行為規範以及思維方式有所了解。

博厄斯和馬林洛夫斯基的實地調查方法極大地影響了後來西方的人類學家，如本尼狄克特（R．Benedict）、M．米德（M．Mead）、萊德可里夫‧布朗（Redcliff- Brown）、貝特森（G．Bateson）、羅威（R．Lowie）、克羅伯（A Kroeber）、普利查德（Evans-Pritchard）、弗斯（R．Firth）、保德玫克（H Powdermaker）、列維‧斯特勞斯（C．Levi-Strauss）等人。他們各自在非洲、太平洋島國、美國本土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進行了長期的實地研究，為實地調查方法的實施和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質性研究中實地調查的傳統還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國家的社會改革運動。如美國的杜‧波依斯（Du Bois）對費城的黑人社區進行研究時，除了進行大規模的統計調查，還組織了5 000例訪談，其著作《費城的黑人》（1899/1967）被認為是早期城市民族志研究的一個典範。德國的恩格斯（F．Engels）長期深入到工廠和工人居住區，其《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845/1969）被視為實地研究的佳作。布思（C．Booth）的《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勞動》（1927）通過統計數據、訪談和觀察等方法，將倫敦劃分為50個區，按照不同的標準（如貧窮率、出生率、死亡率、早婚率等）將這些區域進行了排序比較。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帕克（R．Park）等人對城市內不同少數民族群體、亞文化群體（特別是貧困人群）進行了研究，在其著名的“城市”（1916）一文中明確地把人類學方法作為研究城市的社會學方法。托馬斯（W. Thomas）和茲南尼斯基（F．Znaniecki）的《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民》（1927）則通過大量個人信件，對當事人的主觀心態進行探究。林德（Lynd）夫婦將美國中部城鎮居民的生活分成六個方面（謀職、成家、生兒育女、閑暇、宗教、社會活動），對居民的道德觀念和精神狀況進行了考察，發表了《中鎮——美國現代文化研究》（1929/1956）和《過渡中的中鎮——文化沖突研究》（1937）。此時的研究者對向己個人的作用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重點主要放在如何從資料中挖掘當事人的觀點和態度，認為那里存在著“客觀的現實”。即使研究的內容涉及被研究者的主觀世界，這個主觀世界也被認為是“客觀存在”。

從1930—1960年的30年間，隨著殖民主義的衰落以及非洲和亞洲民族國家的興起，人類學開始受到獨立國家人民的排斥，人類學家也逐漸具有了自我反省的意識，意識到自己所持有的文化進化觀過于褊狹，而且自己要保持“客觀中立”也是不可能的。他們逐漸將注意力放到對歷史文獻、語言學以及自己國家本土文化的研究上面。在這里人類學與社會學開始了學科上的合流，兩者均在民族志方法上找到了共同點，即長期地與被研究的城市居民群體一起生活，了解他們的真切關懷和日常困擾。此時的研究者越來越多地反思和分享自己的主觀性，將自己的“前見”公布于眾，探討自己對研究過程和結果的影響。如美國社會學家懷特（W．Whyte）在其《街角社會》（1943）中便直接與多克等知情人士互動，參與到對方的各種活動之中。

1960年代以後，質性研究受到現象學和闡釋學的進一步影響，研究者越來越意識到，自己與被研究者之間是一種“主體間性”的關系。研究者的自我意識不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對象世界，而且可以創造一個社會世界。研究不僅僅是一種意義的表現，而且是一種意義的創造。研究不再只是對一個固定不變的“客觀事實”的了解，而是一個研究雙方彼此互動、相互構成、共同理解的過程。這種理解不僅僅涉及研究者在認知層面上“了解”對方，而且需要研究者通過自己親身體驗去“理解”對方，並通過“語言”這一具有人類共同性的中介，將研究結果“解釋”出來。只有當研究者進入對方所關切的問題域時，“意義”才可能向研究者展現。

冷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進一步上漲，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在逐漸地“去中心”、“邊緣與中心互換”。在“文化多元”的旗幟鼓舞下，質性研究也被卷入了多種相互不可通約，甚至相互沖突的價值觀念和理論範式的論戰之中。在後現代的今天，質性研究者意識到，研究永遠不可能“客觀”、“中立”，“研究”其實就是在“寫文化”。此時的質性研究已經從以往對自我和他人關系的反思轉到了對語言、政治、歷史以及社會科學家作為一種職業的反省，不僅對不同文化的人觀、自我和情感的界定和經驗進行探究，了解傳統小型地方性社區與世界全球化之間的關系，而且將社會科學研究本身作為一種文化批評。在方法上，研究者不再像前人那樣講究研究的“客觀性”、“真實性”和確定性，而是采取一種“視情況而定”的態度，在關系中對“效度”、“信度”、“推廣度”等問題進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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