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華服結構研究︰清末民初典型袍結構考據

序
緒論
一、古典華服結構研究是一項開拓性工作
二、為什麼以清末民初典型袍服標本進行考據研究
三、古典華服結構需要作考據的深入研究
四、用文獻和標本數據相結合的方法探索服飾文化研究新思路
上篇 古典華服結構文獻考據
第一章 先秦兩漢上衣下裳分裁拼接的“十”字型平面結構靈活多變
一、以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為代表的戰國直裾深衣式袍服剪裁結構分析
（一）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袍服簡述
（二）江陵馬山一號楚墓袍服“十”字軸線上的正裁與斜裁
二、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袍服為代表的漢代深衣式袍服剪裁結構分析
（一）馬王堆一號漢墓袍服簡述
（二）馬王堆一號漢墓袍服“十”字型平面結構中巧妙的斜裁與拼接
（三）馬王堆一號漢墓袍服剪裁結構特點啟示
（四）馬王堆一號漢墓袍服與江陵馬山一號楚墓袍服比較分析
三、“十”字型平面結構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先秦兩漢時期西域地區服裝剪裁結構分析
第二章 宋元服裝“十”字型平面結構理性穩重
一、宋代服裝剪裁結構分析
（一）宋代直領對襟“十”字型平面結構簡約成熟
（二）宋代圓領袍衫“十”字型平面結構確定了經典華服的基本樣式
（三）宋代服裝剪裁結構特點
二、元代服裝“十”字型平面結構的豐富性與左右衽共制
（一）元代長袍無中縫“十”字型平面結構民族特色濃郁
（二）“十”字型平面結構在直領對襟衣上的傳承
第三章 明清服裝“十”字型平面結構集華服結構之大成
一、明代服裝“十”字型平面結構古韻猶存
二、清代服裝以“十”字型平面結構為依托的裝飾手法走向極致
下篇 清末民初典型袍服結構實物考據
第四章 清末民初女裝袍服結構考據
一、長袖單衣纏枝紋提花絲綢袍服圖考
（一）長袖單衣纏枝紋提花絲綢袍服的外部特征
（二）裁剪和測量方法
（三）測量與結構復原
二、短袖單衣鶴雲紋提花絲綢袍服圖考
三、女裝袍服結構考據的評價與思考
（一）結構整一性是重縫紉輕裁剪的產物
（二）無中縫和有中縫結構的合理性
（三）民初袍服結構革命性的改變
（四）女裝袍服大襟精準的剪裁過程凸現古人智慧
第五章 清末民初男裝袍服結構考據
一、“十”字型整一性平面體的中華服裝結構的美學準則
二、套裝式棉袍“一服多季”的形制
三、外罩長袍圖考與結構圖復原
（一）外罩長袍的造型分析與測量方法
（二）測量與結構圖復原
四、棉袍圖考與結構圖復原
（一）棉袍衣片、里襟和貼邊的測量與復原
（二）棉袍襯里的測量與復原
（三）棉袍毛樣的測量與復原
第六章 古典華服結構的格致命題
一、從傳統旗袍和長袍結構的考據看華服結構系統的科學內涵
二、古典華服結構充滿智慧的自然崇拜與節約意識
參考文獻
後記

從甲骨契字結構研究所想到的

清末大學者王國維在研究甲骨文的時候發現，包括詩經、史記這樣千古不朽的典籍也需要懷疑了，甲骨刻辭作為殷墟時期的遺物，雖然已經三千多年但記錄的信息是可靠的，而史記卻沒有記錄。當王國維把甲骨契文的研究與司馬遷史記的殷商本記比對時，發現了史記的缺失。因此有一些學者認為孔子時代的思想家們在研究殷商文化時就苦于它的一手材料之不足，三百多年之後漢代的史記我們有什麼理由去相信它呢。因此當時在學術界就刮起了一股疑古風。慶幸的是作為當時學術界領軍人物的王國維並沒有隨波逐流，而創造了學術研究的“二重證據法”，即文獻典籍與考古發掘考據相互補充比較的研究方法。由此建立了從疑古、釋古到考古的我國史學研究的實證方法。

中國古典服飾研究作為我國漫長歷史文化研究的一個點，雖然也繼承了二重證據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視考古發掘和傳世標本的考證，但在研究視角和興趣上往往是形而上大于形而下。因此諸如古典服飾圖案的裝飾說、規制說、倫理說、民俗說等等長期被學術界定論的觀點我們也有理由懷疑。甲骨刻辭從清末到今天幾代學者的研究，對其結構的考證始終是他們研究的核心和突破口。而對古典華服結構的研究，無論是在考古界還是在學術界，始終是被邊緣化的，原因之一，以口傳心授為載體的華服結構文獻（剪裁圖錄）沒有發現和流傳于世。而在古典建築上清前朝不必說，僅清代古建築設計和施工圖錄的相關文獻就有“樣式雷”流傳下來，被學術界視為古建築結構的集大成者，為繼承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資料。原因之二，學者疏于對華服結構的研究，認為對華服剪裁（結構）的研究是裁縫藝人的事，沒有學術價值，而研究古典建築、古典家具的學術界則完全不同，致使華服研究結論流于表面。我國新中國第一代古建專家梁思成、林徽因對我國古代建築作了大量系統的結構測繪和注錄工作，為我們留了一筆古典建築寶貴的文化遺產。更重要的是，它是以建築結構測繪注錄的形式繼承下來的，這是最具價值的地方。古典家具有關結構泣錄文獻的空白，幾乎與古典服飾文獻具有同樣的狀況，但是當今的大收藏家，文博專家王世襄先生的一部《明式家具研究》填補了這個空白，而它的最大貢獻和成果就是對明代古典家具結構進行了系統測繪和挖掘。

《古典華服結構研究》是多年來帶著這樣的困惑和探索邁出的一步。早在上世紀90年代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黃能馥、陳娟娟先生的《中華歷代服飾藝術》這些可以說是我國第一代古典華服研究的大家研究成果，讓我們仰慕也遺憾。這里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和《明式家具研究》作一粗略比較發現，前者為中國整個古代史跨度，後者僅涉及明代，但前者部頭只是後者的二分之一還弱。最重要的是王世襄先生匯集了新中國還健在的制作古典家具的京作木匠，王世裹先生能夠近距離接觸到的古典家具包括他大量的私人收藏進行細致、全面的數據采集、測繪、整理，與實物照片一並收錄到他的《明式家具研究》和《明式家具珍賞》中，這種以古典家具結構建樹的成果不僅在學術界、文博界、考古界，甚至整個文化領域影響深遠，值得思考的是這部專著從香港出版之後（1985年9月）先是在歐美刮起了一股中國古典家具之風，後進入我國而波及世界。這種以家具單一而狹窄（明代）的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範圍的傳播，甚至比“流行”還來的迅猛，以結構圖考為特色的《明式家具研究》功不可沒。《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雖然它和《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珍賞》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版，也都出爐于香港出版單位，但影響很有限，多在國內專業的學術界傳播。其中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文獻考證遠遠大于實物標本考證；二是疏于對典型服裝結構的研究，包括文獻中服裝結構的考證、標本結構的考證和文獻與標本結構比較研究。

因此《古典華服結構研究》以結構數據來采集、測繪、整理為基礎的文獻與標本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步清晰起來的。但以整個中國古代史跨度進行研究以我們的能力仍然存在問題，以“清末民初典型袍服結構考據”作為切入點，除了有學術和客觀條件的考慮（見緒文），還有一個契機，就是將“清末民初北京地區漢民族典型服裝結構研究”這個課題成功申報了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項目‧首都服飾文化與服裝產業研究基地項目，並組成了兩名年輕教師及兩名研究生組成的研究團隊。研究生李洪蕊還以此作為碩士學位論文通過答辯並取得重大成果，為“古典華服結構研究”奠定了基礎。

這一成果的理論突破，對古典華服的裝飾說、規制說、倫理說．民俗說的傳統論點是個補充、修正，甚至是顛覆。特別是通過對實物標本結構的考據得出的結論，發現在傳統觀點的背後還有一個隱秘的“格致”命題，即窮及事物的原本動機，使裝飾的、規制的、倫理的、民俗的這些傳統觀點有了一個落腳點，因為從結構深入研究的事實來看，結構形態是以“節約”的動機而形成；裝飾是為完善結構形式而存在；結構形式又以不破壞面料完整性、原生態而設計（一切都在織布機的寬度下展開）。因此，古典華服結構“十字型整一性平面體”的面貌長期以來沒有發生根本改變，是和這種最樸素的生存動機分不開的。傳統的裝飾說、規制說、倫理說、民俗說的觀點，也不能脫離“格致”這個基本命題。可以想見，如果這個基本命題沒弄清楚，這些觀點就會是另一種面貌，甚至是錯的。例如歐洲服裝結構的研究結論產生了完全不同的格致命題，即“復雜型分析性主體”的結構形態，因此也就產生了不同于我國的這些傳統學說，而造就了以“真美合一”為核心的人本主義學說。這就產生了完全不同于東方的服裝面貌。格致命題最可靠之處在于，它使用了存在決定意識的基本法則。作為古代服裝研究而言，只有結構研究才能解釋“十字型整一性平面體”古典華服結構形態是建築在“絲綢文明”基礎之上的，當然傳統的那些觀點也不能脫離這個基礎。而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服裝形態是由“復雜型分析性主體”結構所決定，而這種結構正是“羊毛文明”的結果。可見我們對某個課題無論怎樣過度的研究，不要忘記回到原點，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