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城市爭取公民權

圖表目錄
序言
第一章　導言︰公民權、市場和國家
　附錄︰什麼是流動人口？
　第一部分結 構
第二章　國家政策（Ⅰ）︰將農民變為國民　，
　1949年前的人口流動
　變化的雙重根源
　1949年到1978年︰從政權接管到改革
　經濟改革時期的流動人口
第三章　城市管理部門（Ⅰ）︰流動人口和制度變遷
　制度變遷
　計劃經濟步履蹣跚︰政府管理部門的分裂
　管理手段的不足
　市場僭越︰流動人口的商品化
　用市場力量進行調控
　有關戶籍制度改革的爭論
第四章　城市定量供應制度（Ⅰ）︰歧視與公共產品
　轉型時期城市人的偏見
　六類公共產品
　對城市公共產品體制的瓦解
　第二部分行動者
第五章 國家政策（Ⅱ）︰離鄉背井的流動人口
　三個遷移模型
　為何離開農村？推力、拉力和宏觀社會結構
　招工過程︰社會關系網的影響
　流動人口與他們的老家
第六章　城市管理部門（Ⅱ）︰農民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
　轉型中的國家︰對外來勞動力的宏觀、中觀和微觀影響
　城市就業市場︰供給與需求
　六大行業
第七章　城市定量供應體制（Ⅱ）︰體制外解決與另類公民權
第八章　結論︰流向何方？制度轉型時代的公民權和市場邏輯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從1989年春天事件帶來的痛苦中恢復過來之後，我開始尋求—項研究人民及其抗爭的新課題——這樣的課題將會調動我的激情，並驅使我對道德問題進行思考，正如1989年事件對我產生的影響一樣。因為，我突然發現我以前所做的學術研究似乎太抽象、太理論化。幸運的是，那年年底，在參加格里高瑞‧顧爾鼎（Gregory Guldin）和艾頓‧邵瑟爾（Aidan Southall）在北京組織的中國首屆國際人類學暨民族學研討會時，我才得以知道“流動人口”這樣一個讓人迷惑的新人群。這個人群激發起我去了解他們的願望，事實上我曾遇到過他們。或許，我在那之前的十年中換了十個住地，也有點像流動人口了。

首先，這樣的主題似乎使當時非常流行的有關從計劃向市場轉型的那些高度抽象的學術規範研究變得更具人性化。但是，不久後我便開始探討城市公民權問題，討論伴隨市場進入的外來人口融入城鎮日常生活的方式、城市居民和管理部門接納或不接納他們的方式，以及在這些過程中存在的歧視問題。

在中國的經濟運行中，市場確實正在取代行政命令的作用。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市場對城市中的農民身份產生了什麼作用。簡而言之，導致農民進城的經濟變遷是如何演化為初期的政治變遷的一 至少在一開始通過允許那些被城市居民當做農民的流動人口進城定居的方式？而舊有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又以什麼樣的方式對這一結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實際上，經濟轉型正在不斷地消解這套制度，使其處于苟延殘喘狀態。

最後，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按國家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初始的市場與流動人口之間的互動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在這樣的關系中，不論是市場、流動人口還是國家，任何一方都對其他方有著深刻的影響。不管現有的文獻有什麼陳詞濫調，越來越清楚的是，市場的誕生並不會那麼輕易地將外來者轉化為市民，這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本書後面的所有內容都將解釋這一點。

在過去的八年時間里，隨著我對流動人口這個人群的認識越來越深人，我也越來越多地獲得多方的恩惠和資助。最先，我受惠于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該中心為我去武漢的短期旅行提供了資助。1990年，我正是從那里開始了我的這項研究。第二年，我從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那里獲得研究獎金，並得以于1991年訪問哈爾濱，1992年訪問廣州、南京、武漢和天津。1993年，在蔣經國基金會（Chiang Ching ktio Foundation）給予我的博士後獎金的資助下，我告假開始動筆寫作本書。在這里，我由衷地感激所有資助過我的這些機構。

還有一些機構以其他方式幫助了我。最關鍵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于1992年秋冬兩季，1993年、1995年、1996年和1997年秋季，邀請我為該所助理高級研究員，慷慨地為我提供免稅（duty-free）住所。我在那里獲得的時間、空間、激勵和資源對這項研究來說絕對是無價之寶。當然，如果沒有我的院長威利‧舒菲爾德（Willie Schonfeld）寬宏大量地于〔991年在我結婚後準許我請一個學季的假留在哥倫比亞，那麼我是難以獲得如此寶貴的機會的。

我也非常感激如下幾個中國研究機構的幫助︰天津社會科學院，特別是該院院長王輝、周路和韓麥收（Han Maishou）；武漢外事辦，特別是丁華（DingHua）和尹桂蘭（Yin Guilan）；武漢政策研究室；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研究中心，特別是安東尼‧凱恩（Anthony Kane）；黑龍江社會科學院、廣東社會科學院（特別是李曉琳〔LiXiaolin）和武漢社會科學院（特別是黃宏運[Huang Hongyun]）。還要感謝阮丹青（Danching Ruan）介紹我去認識她天津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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