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在中國︰五四運動90周年的思考

序言
文化與政治的變奏
——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
“五四”運動與中西文化
“五四”90年古今中西學術的變遷與今日古典教育的任務
“五四”與西學︰與“自由主義”相關的一個例子
民主還是民主主義?
——重啟康有為、陳獨秀的“憲政與孔教”之辯
文化市場與新文化運動
現場討論
西學影響下的中國傳統研究
中國精神、經學知識結構與中西文化之辨
西學東漸與中國哲學
——以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為視域
儒家政治哲學之現代命運
——“五四”運動90周年的思考
現場討論
中國語境中的西方學術研究
中國語境中的西方都市文化研究
“西方”經濟學在東亞
——以台灣經濟學界為例
葛蘭言何故少有追隨者?
施特勞斯的啟示
現場討論
西學在現代中國的效果歷史
個人主義在中國
——“五四”時期的自我觀研究
從“科學救國”到“科學不能救國
——近代中國“科學救國”思潮的演進
現場討論
西學之中國研究的前提反思
晚清西學東漸過程中的價值取向
西方哲學的中國研究︰思想風險及其應對方法
現場討論
超越“中學”與“西學”︰未來世界中的中國文化
中國文明西來說的流播與文明的自我認同
西學研究的“中國意識”
——從文明自覺的視野看
從中國崛起到中國典範︰西學的角色
中國崛起與文化自主︰一個反思性的辨析
現場討論
與會者簡介
出版說明

本書的基礎是2009年夏天在上海社科院舉行的“中國文化論壇”該年度年會上提交的論文；重讀這些論文時產生了一些想法，整理一下，權作文集的序言。

一

把“西學在中國”定為年會主題︰直接背景與近一二十年以來十分盛行的周年慶典現象有關。不知是因為共同話題太少還是太多的緣故，也不知是因為談論共同話題的條件太好還是太差的緣故，在人們商量要開一個跨學科會議或搞一個跨學科論壇的時候、逢五逢十的年份往往是選擇話題的討巧視角。 09年恰逢“五四”運動90周年，在“五四”前後涌人國門，並在此後與“中學”糾結日深的“西學”，于是很自然就成了以跨學科討論為宗旨的“中國文化論壇”在該年度的首選話題。

但選擇這個話題的更具實質性的理由，或者說，解讀這個話題的更為合適的角度，是它本身在此刻的重要意義。相隔90年之後，今天的“中國”和“西學”與“五四”時期相比，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對中國的昨天和今天發生重大影響的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明天甚至後天意味著什麼？

90年之後的中國，這個曾經被外國列強視為瓜分對象的東方大國，一些人認為正強勁崛起，另一些人則認為已完成崛起。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總量在全世界已是坐三望二，甚至在不遠的將來很可能坐二望一。另一方面，由中國資助的“孔子學院”在世界其他國家的中心都市甚至中小城市頻頻掛牌，按計劃到今年年底將有500家之多。不管是因此被視為“威脅”，還是因此被看作“模式”，或者因此讓人覺得撲朔迷離、難以捉摸，中國要繼續“韜光養晦”已多少有些一廂情願；曾經困擾近代以來幾代仁人志士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如果在今天仍然有效的話，它的含義也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解讀為“中國將推動甚至引領世界向何處去”了。

90年之後的西學，這種曾經被中國和其他非西方國家的人們或者視為洪水猛獸、或者視為靈丹妙藥的異族文化，不僅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東西方冷戰、經濟全球化、“反恐戰爭”和全球金融危機這樣的重大事件，而且出現了這樣一個雖然悄聲無息但可能更加意味深長的變化︰“多元文化主義”、“多元現代性”等很大程度上已成為西方學術界的主流話語；歷來被進步力量當作思想武器的一些概念，如“普遍主義”、“理性主義”連同所謂“本質主義”等等，在一些由西方學者或在西方受過訓練的非西方學者主導的學術會議和國際論壇上，卻常常受到嘲弄而不僅僅是質疑。

中國和西學各自發生了重要變化，但相比之下，中國與西學之間的關系卻似乎與90年之前相比沒有根本的不同。“五四”時期中國人經過“器物”和“制度”而達到的“文化”層面上的“覺悟”，“文革”以後的中國人以“文化熱”的形式快速重溫了一遍。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後，文化又一次被“器物”和“制度”擠到邊緣，于是它便轉身在自己的領域，以“思想”與“學術”之辯、“人文精神”與“大眾文化”之爭、 “知識生產”與“文化自覺”之別等形式，大致重復了汪暉在年會主旨報告中所討論的90年前在《新青年》和《東方雜志》之間、在陳獨秀和杜亞泉之間進行的那種爭論。90年前後，爭論的各方都希望從西學那里，甚至直接從來訪的西方學者嘴中，找到印證自己觀點的最時新論據；哪怕是尖銳批判西學的人們，也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西學自身當中找到自己立場的支持，不過與90年前相比，羅素（Bertrand Russell）換成了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和泰勒（Charles Taylor），杜威（JohnDewey）換成了羅蒂（Richard R。rty）和詹姆遜（Frederic Jameson），柏格森（Henri Bergen）換成了福柯（Michael Foucault）和德里達（Jacques Derida），而倭鏗（Rudolf Christoph Eucken） 和白璧德（I tvmg Babbitt）呢，則或許換成了王利所討論的列奧‧施特勞斯（Le。Strauss） ……

這種情況在雙重意義上使“西學在中國 這個問題在今天特別值得討論︰變化那麼大的兩個關系項（中國和西學），它們之間的關系，確切些說，中國人對待西學的態度，卻只發生了那麼小的變化，這一方面說明西學對于中國依然極其重要，因而值得好好研究；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人對待西學的現有方式很成問題，因此值得好好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