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選收了余時英近年來討論文化和思想問題的一部分文字。這些文字先後發表在台北和香港的報刊上,特別是《中國時報》、《聯合報》、《當代》和《明報月刊》。
本書定名為《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橋先生為《明報月刊》計劃了一個“中國的情懷”專頁,堅邀我參加一份,因此我便寫了那篇《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此文現收入本書之中。但是全書涉及“中國情懷”的僅此一篇,為什麼這四個字竟成為書名的一部分呢?這是因為本書所收的文化評論的文字都是在“中國情懷”之下寫成的。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國情懷”在暗中作祟,這部書是不可能產生的。從前人都說,陶淵明的詩中,篇篇有酒,我這部集子中則篇篇都有“中國情懷”。
余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l955年就讀于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于哈佛大學,師從楊聯墮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現居美國。
目錄
第八卷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下)
文化評論的回顧與展望
文化建設私議——人文學術的研究是當務之急
科技文化與大眾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文化變遷
對塔說相輪——談現代西方的思想動態
《對塔說相輪》補篇——對評者的答復
歷史女神的新文化動向與亞洲傳統的再發現
戊戌政變今讀
軸心突破和禮樂傳統
《的兩個世界》自序
關于《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
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補論
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
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
江寧織造曹家檔案中的“西花園”考
《懋齋詩鈔》中有關曹雪芹生平的兩首詩考釋
俠與中國文化
翻譯與外來觀念——《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序
東西方漢學和《東西方漢學思想史》
怎樣讀中國書
文化評論的回顧與展望
文化建設私議——人文學術的研究是當務之急
科技文化與大眾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文化變遷
對塔說相輪——談現代西方的思想動態
《對塔說相輪》補篇——對評者的答復
歷史女神的新文化動向與亞洲傳統的再發現
戊戌政變今讀
軸心突破和禮樂傳統
《的兩個世界》自序
關于《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
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補論
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
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
江寧織造曹家檔案中的“西花園”考
《懋齋詩鈔》中有關曹雪芹生平的兩首詩考釋
俠與中國文化
翻譯與外來觀念——《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序
東西方漢學和《東西方漢學思想史》
怎樣讀中國書
序
《余英時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後,沈志佳博士又繼續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擇其可以與大陸讀者見面的,編成第五至第十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不辭煩難,在條件允許的範圍之內,續刊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業的精神是令人感動的。讓我再一次對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誠摯的感謝。
我的專業是歷史學研究,所以這六卷所收的論文仍然貫穿著史學的觀點。但是就所涉及的範圍而言,這六卷則比前四卷要廣闊得多。整體地說,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國文化傳統怎樣在西方現代文化挑戰之下重新建立自已的現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點之一。這當然是清末,特別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共同問,題,然而始終得不到明確的答案。我也不過是千千萬萬尋找答案者之一而已,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尋找的印跡。
後六卷與前四卷一樣,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發表過的新稿(討論錢謙益的“詩史”觀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則是我在香港新亞書院求學時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這里只想對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響,雖然已決定投入中國史的專業,但對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樣抱著濃厚的興趣。我當時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歷史公式,更不承認西方史的階段劃分可以為中國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歷史與思想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參照系統,使我更易于在比較的觀點下探索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特性。同時,對于五四時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價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權等,我也抱著肯定的態度。這些價值,當時也被公認為普世性的,1948年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便是明證。基于這一認識,我在1950年至1955年這幾年間,曾努力閱讀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這一弋態下寫成的。
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學習的紀錄,久已置于高閣。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勵之下,我覺得盛情難卻,曾由漢新出版社重印過一次。沈志佳博士這次提議將它們收入《文集》,我本來是很猶豫的。但是她認為這些“少作”畢竟代表了我寫作生涯中的一個階段,從《文集》編輯的角度說,仍是一個不宜缺少的環節。我終于接受了她的判斷。這次印行,我自己並沒有時間做任何修訂。不過出版社方面根據既定的編輯原則,曾作了一些必要的處理,基本土仍是尊重原作的,僅僅減少了一些文句而無所增改。我很感謝出版社的苦心與好意。對于西方史的參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為普世性的現代價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這也是我讓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我的專業是歷史學研究,所以這六卷所收的論文仍然貫穿著史學的觀點。但是就所涉及的範圍而言,這六卷則比前四卷要廣闊得多。整體地說,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國文化傳統怎樣在西方現代文化挑戰之下重新建立自已的現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點之一。這當然是清末,特別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共同問,題,然而始終得不到明確的答案。我也不過是千千萬萬尋找答案者之一而已,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尋找的印跡。
後六卷與前四卷一樣,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發表過的新稿(討論錢謙益的“詩史”觀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則是我在香港新亞書院求學時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這里只想對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響,雖然已決定投入中國史的專業,但對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樣抱著濃厚的興趣。我當時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歷史公式,更不承認西方史的階段劃分可以為中國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歷史與思想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參照系統,使我更易于在比較的觀點下探索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特性。同時,對于五四時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價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權等,我也抱著肯定的態度。這些價值,當時也被公認為普世性的,1948年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便是明證。基于這一認識,我在1950年至1955年這幾年間,曾努力閱讀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這一弋態下寫成的。
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學習的紀錄,久已置于高閣。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勵之下,我覺得盛情難卻,曾由漢新出版社重印過一次。沈志佳博士這次提議將它們收入《文集》,我本來是很猶豫的。但是她認為這些“少作”畢竟代表了我寫作生涯中的一個階段,從《文集》編輯的角度說,仍是一個不宜缺少的環節。我終于接受了她的判斷。這次印行,我自己並沒有時間做任何修訂。不過出版社方面根據既定的編輯原則,曾作了一些必要的處理,基本土仍是尊重原作的,僅僅減少了一些文句而無所增改。我很感謝出版社的苦心與好意。對于西方史的參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為普世性的現代價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這也是我讓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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