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文集(第九卷)︰歷史人物考辨

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
王僧虔《誡子書》與南朝清談考辨
評關于錢謙益的“詩史”研究
中國古代思想脈絡中的醫學觀念——李建民《生命之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序
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增訂版自序
余君英時《方密之晚節考》序(錢穆)
方以智晚節考
自序
方以智晚節考——桐城方密之先生殉難三百年紀念
方中履及其《古今釋疑》——跋影印本所謂“黃宗羲《授書隨筆》”
方以智晚節考新證
方以智死節新考
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
方以智晚年詩文輯逸
方以智晚年詩文輯逸續篇(輯自《青原山志略》)
重要參考資料選輯
方中通《陪詩》選抄(汪世清)

《余英時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後，沈志佳博士又繼續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擇其可以與大陸讀者見面的，編成第五至第十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不辭煩難，在條件允許的範圍之內，續刊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業的精神是令人感動的。讓我再一次對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誠摯的感謝。

我的專業是歷史學研究，所以這六卷所收的論文仍然貫穿著史學的觀點。但是就所涉及的範圍而言，這六卷則比前四卷要廣闊得多。整體地說，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國文化傳統怎樣在西方現代文化挑戰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現代身份(model inidentity)，一直是重點之一。這當然是清末，特別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共同問題，然而始終得不到明確的答案。我也不過是千千萬萬尋找答案者之一而已，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尋找的印跡。

後六卷與前四卷一樣，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發表過的新稿(討論錢謙益的“詩史”觀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則是我在香港新亞書院求學時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這里只想對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響，雖然已決定投入中國史的專業，但對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樣抱著濃厚的興趣。我當時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歷史公式，更不承認西方史的階段劃分可以為中國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歷史與思想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參照系統，使我更易于在比較的觀點下探索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特性。同時，對于五四時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價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權等，我也抱著肯定的態度。這些價值，當時也被公認為普世性的，1948年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便是明證。基于這一認識，我在1950年至1955年這幾年間，曾努力閱讀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這一心態下寫成的。

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學習的紀錄，久已置于高閣。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勵之下，我覺得盛情難卻，曾由漢新出版社重印過一次。沈志佳博士這次提議將它們收入《文集》，我本來是很猶豫的。但是她認為這些“少作”畢竟代表了我寫作生涯中的一個階段，從《文集》編輯的角度說，仍是一個不宜缺少的環節。我終于接受了她的判斷。這次印行，我自己並沒有時間做任何修訂。不過出版社方面根據既定的編輯原則，曾作了一些必要的處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僅僅減少了一些文句而無所增改。我很感謝出版社的苦心與好意。對于西方史的參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為普世性的現代價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這也是我讓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