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主要小說期刊譯作研究(1901-1911)

序
上編 晚清主要小說期刊譯作研究專論
導論
附錄一︰1949年以前涉及晚清域外文學譯介的中國文學史
附錄二︰1949年以後涉及晚清域外文學譯介的學術專著
第一章 譯介觀念
第一節 譯介觀念的發生與實踐——以梁啟超《新小說》雜志為核心
第二節 不只是“政治”——晚清後期譯介觀念的嬗變
第二章 譯作類型
第一節 題材主題類型——晚清小說期刊譯作呈現的“呈性”方式
附表一︰晚清五種主要小說期刊譯作題材主題類型
第二節 語言體式類型——晚清小說期刊譯作呈現的“隱性”方式
附表二︰晚清五種主要小說期刊譯作語言體式類型
第三章 譯入文體
第一節 白話譯作的“譯入文體”
第二節 文言譯作的“譯入文體”
附表︰晚清短篇小說譯作集
第四章 譯介方式
第一節 白話譯作的“演述”譯介方式
第二節 文言譯作的“譯述”譯介方式
第五章 譯介策略
第一節 小說譯介的讀者關懷--啟蒙立場與消閑趣味
第二節 “譯入語文化”參與譯介的方式——“讀者關懷”在譯作中的具體實踐過程分析
第三節 晚清小說期刊譯介的“文學翻譯觀”——“戲謔的重寫”
第六章 創作與譯作
第一節 域外小說譯介與晚清小說期刊的“短篇小說”
第二節 長篇小說創作與譯作之關聯
第三節 第二種角度——文言和白話
余論 晚清小說期刊譯作研究在中外文學關系上的幾點啟示
附 伊索寓言譯作個案研究
下編 晚清域外小說譯介研究資料
一 明清五種主要小說期刊譯作研究資料
二 晚清域外小說譯作編年目錄
參考文獻
後記

杜慧敏的這部書稿在我的桌上已經放了好幾個月，早就答應她為之寫序，但總是有雜七雜八的事情穿插進來，搶到了她的前頭。我做事一向是重遠輕近，不太熟悉的人找上門來的事情總是要趕快做，否則一轉身就忘記了；比較熟悉的人，或自己學生的事情則可以放一放，因為是互相了解的人，即便是怠慢了也不會怪罪，而自己的事情或者寫作計劃，總是無限期的拖下去，反正自己不會與自己過不去。這樣一來，吃虧的還是那些與我比較熟悉的人，他們的要求，往往被我拖得很久才去做；不過，即使這樣我也未曾有一刻忘記過，反而是時時揣在心里，不斷提醒自己。杜慧敏這部書稿就是這樣，我已經前後讀了好幾遍，每次被打斷以後，撿拾起來又須重讀，讀來讀去，對書中的內容失去了初讀時的新鮮感，但每一遍的閱讀，總還是有些新的收獲。我對于翻譯研究理論向來未曾留心過，只是我的幾位朋友在研究此道並且果實累累，我多少受點影響。而以晚清文學翻譯與傳播為對象來印證翻譯研究理論，卻是一個非常合適的研究個案，所以我想就這部論著的出版，簡單探討一下目前翻譯研究理論的一些流行觀點，就教于作者與有關方家。

雖然翻譯活動隨著人類的交往擴大而早已存在，但對于翻譯的研究，以往基本上是停留在翻譯技術層面或者語言學的層面，而從譯介學發展而來的翻譯研究理論，在西方大約也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歷史，在國內興起的時間更加短暫，不會超過二十年。記得翻譯學專家謝天振教授說過一句話值得玩味，他說，以前的比較文學是“歐洲中心論”，歐洲的學者都懂得三四門語言，他們把歐洲各國文化歷史比來比去，並不需要翻譯。只有當“歐洲中心論”破產了，比較文學的範圍走出了歐洲諸國的圈子，才需要仰仗翻譯來溝通各國文化的多元性，這時候翻譯研究才會成為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部分[1]。在中國，翻譯研究起先也是比較文學專業中的一個方向，從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分出去的一個分支。新起的翻譯研究，標志了傳統翻譯研究偏重于技術討論的階段已經過時，轉向了翻譯理論本體(包括它的傳播、接受以及文本等)的研究，隨之，與“歐洲中心論”相應的‘‘原著中心論”也遭到質疑，翻譯研究理論轉向了文化研究。傳統的翻譯研究以“原著中心論”為核心，其必然要圍繞“原著如何被翻譯”的技術命題而展開，追求那種最完美的烏托邦式的譯本。而新起的翻譯研究放棄了技術命題的探討，那就必然把理論興趣向外轉，形成了文化研究。這似乎是當前我們翻譯研究的新趨向。

而在中國，要尋找新起的翻譯研究的理論模式，典範的例子莫過于晚清的翻譯活動。據以色列學者埃文一佐哈爾的“多系統理論”的觀點，一個民族文學系統處于“危機”或者“轉折點”，甚至處于一個文學真空的階段，“原來的文學不單要借助翻譯來輸入新的思想和內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得由翻譯來提供。”因此，“翻譯活動會變得很繁重和重要，也佔據了主要或中心的位置。”[2]這個原理正好用來解釋晚清的翻譯活動為什麼會如此興盛。我們有許多學者常常以幾部晚清到“五四”的文學史著作里設有翻譯專章為例，來批評現在流行的現當代文學史著作不重視翻譯活動，不列翻譯專章。我以為這是不明事理的批評。從晚清到“五四”的文學研究之所以要列翻譯專章，就是當時的傳統文學系統出了問題，亟需翻譯文學來提供新的文學範式，包括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所以寫晚清到“五四”的文學史不能不專門介紹翻譯文學，翻譯文學在當時確實構成了中國新起的文學範式的一部分。然而“五四”以後，新文學的範式已經建立起來，翻譯文學作為新文學作家的知識資源和創作樣板雖然依舊存在，但逐漸轉移到具體的作家的個人創作背景中去，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文學組成部分。所以，一般的現當代文學史著作在討論文學思潮運動時仍然會注意到翻譯文學的存在，但不再將其看作獨立的文學組成部分。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我以為晚清時代翻譯文學的功能和作用，是以後各個時代所不能比擬的。類似的情況可能在70年代末又重現過一次，這還值得專家們研究論定。

杜慧敏嫻熟于西方翻譯研究理論，她選擇了晚清文壇的翻譯活動為對象，十分妥帖地使用了西方翻譯研究的理論，使理論與研究對象之間達到渾然一體。她的研究題目很集中，其標題是︰《晚清主要小說期刊譯作研究(1901一1911)》，晚清、小說期刊、譯作，三個詞來限定“研究”的對象，又用“主要”來限定晚清小說期刊，所謂“主要”，就是以《新小說》、《繡像小說》、《新新小說》、《月月小說》和《小說林》五種期刊為主要考察對象，再兼顧別種刊物。所以作者所設定的研究範圍，綜合起來就是一連串的自我設限︰晚清(十年)、主要(五種)、小說(散文詩歌等除外)、期刊(單行本除外)上的譯作研究，可以說是一個很具體很微觀的題目，但比之那些漫無邊際的“宏大敘事”來，我覺得這部論著更接近學術研究所需要的科學態度。因為人口比較小，這部論著的理論開掘顯得十分重要，它的優點和缺點也讓人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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