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0年到1991年,我兼任了11年語文出版社的社長。1984年初,李行健同志調出版社協助我工作。他根據市場需要、讀者意見和語文出版社的特點,在1987年提出組織力量編一部主要為語言文字規範化服務的現代漢語詞典。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設想。但我吃過編詞典的苦頭,深知其中的艱難和甘苦,就語文出版社當時的力量和對新編詞典的構想看,條件還不夠成熟,所以我給潑了一點涼水,沒有同意。要編一部新的詞典,就要有高的質量,有不同于已有的詞典的鮮明特色。如果達不到這樣的要求,東拼西湊去搞一本詞典,就毫無用處,只能是“勞氏傷財”。但要達到這樣的要求,又談何容易!
1988年行健同志去日本國立一橋大學任教,看到日本出版的詞典琳瑯滿目,不同規格、不同品種的詞典幾乎應有盡有,更堅定了他編《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決心。從日本東京給我來信又談到這件事。我只能表示待他回來後再說。1991年春,行健同志回國。在我的請求下,經組織同意,我終于解脫出來,把出版社的實際領導工作交給了他,只擔任名譽社長。沒過多久,行健同志又詳細地向我說了他編《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打算。我們才有機會就新編詞典的特色和框架,人力和經費等問題多次進行研究討論。行健同志的考慮比過去更具體成熟了。所以1992年春,決定在夏天組織一些專家學者就詞典的內容、體例和可行性等問題開一次論證會。這次會是由曹先擢同志和行健同志主持的。會上大家情緒很高,信心也足。會後他們邀請到了不少專家學者參加編寫工作。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也決定將編規範詞典列入“八五”工作規劃。
我經過反復考慮,感到編詞典難是難,但隨著語言的發展,總得有新的詞典來反映語言的變化;隨著國家有關規範標準的修訂和增加,總得有詞典來體現。我們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也應該有適應不同讀者需要的不同層次和規模的各種詞典,才能滿足群眾語文學習和教學的需要。所以,我也就覺得需要及時組織力量編新的有自己特色的現代漢語詞典。為了表示我的這種心情,我對行健同志說,我年歲大了,做不了什麼具體工作,給你們當個顧問吧!
至于新編詞典的五個特色的構想和措施(1.收詞規範並能反映今天現代漢語詞匯的基本面貌;2.詞的義項按詞義發展脈絡順序排列;3.給每條詞標注詞性;4.把語言使用中容易出現錯誤的問題用“提示”指出;5.選擇豐富的生活氣息濃的例句等),我是完全同意的。有的他們可以做到,如收詞的規範性和代表性問題,現在可以利用計算機和語料庫作詞頻的分析統計。這些先進的科學手段就可以使收詞標準更客觀和準確。例句問題也可以通過語料庫來解決。但詞義的發展脈絡,詞性的標注等問題,卻不簡單。他們也自知當前不能全部做好。我認為他們還有自知之明,但做總比不做好。萬事開頭難,只要開了頭,隨著科學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總有一天會完備起來的。關鍵要實事求是,現在一時弄不清楚的,不妨存疑,只要不強作解人就好!
我這些年多病,精力不濟,對詞典工作出力不多。除經常听他們匯報,問問情況,出點主意外,參加過幾次編寫工作會議,不免也說一些過去編寫詞典的經驗教訓,對他們工作可能有一些借鑒參考作用。他們根據語文規範工作和讀者的需要,決定將剮開編的《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字頭部分,按照字典的特點,另行編成《現代漢語規範字典》先行出版,要我寫序言。借此機會,我就說了上面的話。我衷心希望他們努力加緊工作,早日把詞典編出來。我也希望《現代漢語規範字典》出版後,廣大讀者提出意見,幫助他們逐步把字典修訂得更好。
(呂叔湘先生的這篇序言是給《現代漢語規範字典》寫的,但說的主要還是《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事。先生原擬待詞典出版時,另寫一篇序言。不幸先生未能看到詞典出版就逝世了!謹以此序作為詞典的序言,以表對先生的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