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一部林肯傳記問世之後，人們在頭腦中不禁會浮現出相同的疑問︰還有新的研究空間嗎？這部新著的價值何在？應該說這是很正常的反應，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林肯傳記的出版數量不僅在所有美國總統中高居榜首，據稱僅僅屈尊于波拿巴‧拿破侖和耶穌之下。由于關于林肯的各類出版物數量龐大，而且經久不衰，甚至出現了“林肯產業”(Lincoln
Industrv)之說。據筆者2008年11月30日在互聯網上的查詢，關于林肯書籍的數量，A1Tlazon Books有6650本，Google Books有6228本(其中歷史類的傳記數量為726本)，美國伊利諾斯州大學圖書館系統關于林肯的藏書數量為431 本。其中的多數應屬于通俗讀物的範疇，但學術著作的數量也非常驚人。那麼，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艾倫‧c．古爾佐(Allen
C．Gllelzo)這部獲得“林肯獎”的傳記新意何在？筆者認為，這部著作的獨到之處在于強調林肯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正如古爾佐在緒論中所指出的那樣，他試圖“做一些現代的林肯傳記作者沒有試圖嘗試的事情，即把林肯作為一個思想者加以解讀”(第19頁)。
首先要關注的是林肯的宗教思想，作者將宗教觀放在了林肯思想活動的中心位置。林肯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林肯的傳記作家們莫衷一是。在公眾的心目中，林肯的身上有太多的基督徒的印記︰林肯熟讀《聖經》，常常提到上帝並援引《聖經》中的語句和典故(比如“一座裂開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這句他用來描述奴隸制危害的名言即出自《馬可福音》)，在擔任總統期間他經常去教會。而且，林肯的誠實、“對任何人不懷惡意”的寬容使人很容易聯想起基督徒具有的美德。將美利堅合眾國從奴隸制和分裂之中拯救出來的林肯在耶穌受難日遇刺的事實，甚至使人們將他稱為“救贖者”或“殉難者”，即使林肯倒下的地點是當時基督徒心中的地獄之門——“腐化墮落”的劇院。古爾佐的觀點是，林肯這個死後最經常地被稱為“基督徒總統”的人並不是基督徒。古爾佐利用大量的資料令人信服地說明，林肯從來沒有參加任何的教會，沒有公開承認信仰基督教。“他會引用《聖經》，但他僅是把這些當做諺語或者例子，並非視其為權威；另外，他也會在教堂里為自己捐一個座位，並且偶爾出席星期天的禮拜活動。但是，他的這種行為毋寧說是一種對具有同樣的必然性、天意和宿命論背景的所有宗教的理性的尊重，他用這樣的行動來掩藏他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知。”(第318頁)雖然林肯並非基督徒的觀點並不是古爾佐獨創，但他在這個問題上耗墨之多、用力之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既然古爾佐認為林肯並非基督徒，林肯不相信自己被救贖的可能，他為何在書名中將林肯稱作“救贖者總統”？應該說，作者此舉頗具匠心。“救贖者總統”一詞是美國著名詩人惠特曼1856年所創，他對當時的總統候選人缺乏個性和能力感到失望，希望出現一個“救贖者總統”。以筆者之見，古爾佐將林肯稱為“救贖者總統”的用意在于，在彰顯林肯歷史功績的同時，希望喚起讀者對林肯宗教信仰問題的關注和思索。“救贖者總統”並不相信耶穌基督是他自己的救世主，那麼林肯心目中的上帝究竟怎樣？
在古爾佐的敘述中，可以梳理出林肯宗教思想演變的大致軌跡。林肯出生于篤信加爾文主義的浸禮會教徒家庭，從很早的時候就被烙上了加爾文主義的印記。但是他在青少年時期激烈地反對這種影響，拒絕加入他父母的教會，而且對宗教持懷疑態度(1834年林肯寫了“關于不信仰基督教的小冊子”，聲明《聖經》不是上帝的啟示，耶穌不是上帝的兒子)。當林肯在斯普林菲爾德做律師時，在人們的印象中他是個宗教懷疑論者或“自然神論信仰者”。此時步入政壇的林肯已經意識到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可能對他的政治前途產生不利影響，便對自己的宗教觀刻意掩飾或避而不談，這是林肯的宗教思想晦暗不明的重要原因。為了回應他人對自己不信仰宗教的指責，林肯在1846年極為罕見地在一份傳單中吐露心聲，聲稱他相信的是所謂的“必然性原則”，認為人們不能根據自由意志進行選擇，人類行為是對動機的回應，而基本的動機則是自身利益。古爾佐認為，林肯的這種“必然性原則”最明顯的根源來自加爾文主義的宿命論，而林肯的“原則”以及動機、必然性和自身利益這些表述更為明顯地反映了邊沁的宿命論。
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林肯常常提到“天意”，並堅信“天意”的存在。在林肯宗教思想的論述中，除了上帝之外，“天意”可能是古爾佐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在守舊派神學家眼中，“天意”是用來描述上帝如何直接統治宇宙的，上帝不僅創造了世界，而且統管世界萬物的所有活動。古爾佐指出，林肯所信仰的不是基督教意義上的天意，而是由因果關系所致的“必然眭”，“在人類事務中有一種可以依靠的歷史或辯證的邏輯……能夠根據某些需要作出某些回應”(第319頁)。實際上，正是因為概念上的模稜兩可，林肯才隨心所欲地對“天意”大談特談，而不會產生對他不利的影響。林肯擔任總統後，在內戰的頭一年里，林肯的政府公文里更加頻繁地提及“天意”的支配，而且他采取了在部隊中委任牧師，宣布感恩日的時間等舉措。古爾佐認為，這些只是為了取悅于基督徒和發揮宗教在文化方面引領公眾的作用，遠不能說明林肯的宗教情感有任何程度的增長。值得關注的是，在殘酷的戰爭的壓力之下，林肯回到了比“必然性”觀念更為古老的“天意”的含義上，“不僅僅只是原因和結果在引導天意，一種更加神秘和不可預料的意圖在支配人類事務”(第326頁)。“天意之中不僅僅只存在約束力和規則定律，還有神意的介入”(第︰328頁)。
然而，即便林肯相信上帝的意志主導一切，這並沒有緩解林肯與宗教之間緊張的疏離感。“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這僅僅使得林肯自己與神秘的上帝之間鴻溝更大更深，並且加深了在他順從上帝意志時表現出來的無助感。”(第328頁)林肯為何始終無法信仰上帝？古爾佐對林肯在宗教問題上極度痛苦的真實內心世界進行了深層次的剖析。作者認為，對林肯而言，生活過于殘酷，悲劇性太強，因此他無法相信任何人能夠在這樣的世界上得到充分的拯救。事實確實如此，林肯幼年喪母，脾氣暴躁的父親對他冷酷無情，已經和他談婚論嫁的初戀情人安‧拉特利奇染病故去，妻子瑪麗性格乖戾，兩個心愛的幼子未成年夭折。正如古爾佐所言，“上帝只是通過災難和死亡顯露其存在”(第446頁)，林肯在冷漠而毫不留情的上帝面前有的只是深深的無助。林肯堅信他只是“造物主手中卑微的工具”，是上天“附帶的工具”，而不是上天所喜歡的子民。林肯多次表示希望自己能夠更加虔誠，“只要上帝曾給他愛的恩典，他就會去愛上帝”(第446頁)。
值得關注的是，古爾佐還提出了被其他學者所忽視的重要問題，即林肯的宗教信仰對美r司內戰產生了關鍵眭的影響。在1862年，種種跡象表明，聯邦政府在這場戰爭中不會有比打平更好的結果，采取解放奴隸的措施是危險的愚蠢行為。如果按照比較理性的做法，當時的那些失敗可能會導致林肯實行和解的政策。然而，受天意支配的林肯解放了奴隸，“林肯自己獨特的天意說……事實上控制了內戰的結局”(第4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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