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教訓

總序
致謝
導論
第一部分 現代倫理
第一章 正當與善
一、古代倫理與現代倫理
二、康德與正當的優先性
三、多元主義與合理的分歧
四、良心的地位
五、現代倫理爭論
第二章 超越宗教與啟蒙
一、現代世界與宗教
二、啟蒙規劃
三、啟蒙的危機
四、兩種虛幻的解決
五、普遍性與傳統
六、理性與歷史
第三章 列奧施特勞斯的隱秘哲學
一、一個魏瑪知識分子
二、一部有缺陷的現代倫理史
三、一種隱微的教誨
第二部分 超越自然主義
第四章 尼采的遺產
第五章 道德知識
一、真理與道德判斷
二、規範真理的不可或缺性
三、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統一
四、道德知識的知覺模式
五、認知主義的自然主義
六、道德與反思
第三部分 自由主義與現代性
第六章 政治自由主義
一、中立性的觀念
二、個人主義的浪漫主義批判
三、理性對話與平等尊重
四、自由主義社群
五、政治自由主義的目標
第七章 多元主義與合理分歧
一、政治自由主義
二、多元主義的本性
三、多元主義與價值沖突
四、多元主義的現代特征
五、合理分歧的性質
六、合理分歧與懷疑論
第八章 卡爾‧施米特對自由主義民主的批判
一、現代性與政治正當性
二、自由主義民主的一致性
三、討論與穩定性
第九章 現代性與理性的分裂
第十章 現代民主的基礎︰反思尤根‧哈貝馬斯
一、論證與語境
二、政治與現代性
三、自由主義與民主
第十一章 公共理性︰反思約翰‧羅爾斯
一、《正義論》中的公共性
二、從公共性到公共理性
三、公共理性的領域
四、公共理性的規則
五、結論
第十二章 政治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
一、古典的與政治的自由主義
二、政治正當性與道德尊重
三、免除立場的政治的道德立場
四、哈貝馬斯與羅爾斯的共同點
五、形而上學與政治
六、哈貝馬斯的政治自主性理想
七、民主與自由主義
八、自由與道德
第十三章 自由主義的和共和主義的自由觀
一、三種自由概念
二、自由與自治
三、自由與多元論
四、共和主義者VS自由主義者
五、支配與尊重
譯後記

如果把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1971年發表的《正義論》作為當代實踐哲學史上的一個軸心式轉折點，那麼實踐哲學的全面復興和蓬勃發展迄今已三十多年了。按照實踐理性（推理）的二元結構（行動者，行動，後果），當代實踐暫學形成了呂的論（與至善論相交叉，其主干為德性倫理）、道義淪（與契約論榴交叉，其核心為正義理論）和後果論（與功利論相交叉，重點在實踐推理的整體結構）這三大流派，這一論域所涵蓋的道德哲學、政治哲學乃至于法哲學的繁榮興旺已經成為當代西方學術的一個十分引人矚目的現象。從這一視野放眼望去，以羅爾斯、德沃金（Ronald Dworkin）、內格爾（Thomas Scanlon）、斯坎倫（G．E．Anscombe）等為代表的自由平等主義的展開，以安斯康姆（G．E．Anscombe）、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麥克道威爾（John McDowell）、拉茲（Joseph Raz）等為代表的德性倫理學和至善論自由主義的修正，以泰勒（Charles Taylor）、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瓦爾策（Michael Walzer）、桑德爾（Michael Sandel）等為代表的社群主義的崛起，以啥貝馬斯（Jurgen Habermas）、韋爾默（Albrecht Wellmer）、霍內特（Axel Honneth）、本哈比（Seyla Benhabib）等為代衰的新法蘭克福學派和新實用主義的整合，以亨刺希（Dieter Henrich）、弗蘭克（Manfred Frank）、圖根特　特（Ernst Tugendhat）等為代表的主體哲學的反彈，以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納（Quentin Skinner）、佩迪特（Philip Pettit）、米歇爾曼（Frank Michelman）等為代表陶公民共和盍義的復蘇，乃至于以斯特勞斯（Leo Srauss）為宗主，繼之以布魯姆（Allan Bloom）、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扎科特（Michael Zuckert）等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最近的回潮，這些才俊輩出、代有傳人的流派和思潮之間的交光互影、相互辯難，匯合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在世紀之交的西方學術、思想論壇上重新激起了可以囤溯到17世紀的古代人與現代人的爭論。

古代世界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西方古代哲學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把人類的全部學問區分為三大類︰理論的、實踐的和制作的；近代哲學的樞紐、現代世界哲學上陶經緯者康德系統地發展了相應于人類的知、情、意三種基本機能的理論哲學（認識論）、審美哲學（美學）和實踐膂學（倫理學）這一哲學三分法。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內含倫理學和政治學，康德的實踐哲學同樣包括倫理學、政治哲學乃至于法哲學。不管古代世界與現代世界之間存在多大的差異，上述兩種區分至少具有某種形式上的類似性。但是，如果說亞里士多德的整個哲學體系，特別是其實踐哲學中蘊涵的實踐推理的結構，是籠罩在目的論的思考方式之中的，而康德實踐哲學在哲學史上的獨特性，以及它成為當代自由主義的靈感源泉的重要原因，正在于相對于古代目的論實踐哲學之宗奉善（好）、價值和責任，轉而強調權利（正當）、規範和義務的道義論色彩，那麼當代實踐哲學所面臨的任務就不但是要調和亞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實踐哲學，而且是要把實踐哲學的第三個重要來源即功利主義整合到實踐理性（推理）的總體結構中來。這一問題意識和學術態勢不但明顯地表現在上述三大流派備溥的理論傾向上，而且影響和滲透到對西方歷史傳統的自我理解中。于是，復興亞里士多德主義、改進康德主義和修繕後果論及以調和的面貌出現的各自的變種就構成了當代實踐哲學的主潮。各個流派的代表人物或者通過嘎嘎獨造的理論建構，或者經過抽絲織錦的經典讀解，或者通過歷史傳統的重新敘事，為廣義的實踐哲學的繁榮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實踐理性和實踐哲學在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和主干的中華文化傳統中一向頗為繁盛。在近世以來的以古今中西之爭為經、以道器體用之辨為緯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實踐理性新維度的開展和實踐哲學新形態的尋求也依然是中國文化之“靈根自植”（唐君毅語）和“靈根再植”（社維明語）的題中應有之義。但由于文化淵源和制度實踐方面的原因，較諸西方亞里士多德、康德等大哲，中國本土傳統不能不謂仍有缺憾難能之處。如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倫理學並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只是廣義的政治學的一部分，而中國文化以倫理為本位的傳統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其流弊之于後世，乃有“泛道德主義”的政治觀念和政治實踐。又如康德晚年之著《道德形而上學》，分為“法權論”和“德性論”兩部，著重闡發實踐理性之法權含義，此乃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大缺失，致使後世儒家興有“治道”而無“政道”之嘆。但是，如果說以歐洲虛無主義為反襯背景的東方文化復興論是上種化他耆為無的虛假的主體意識，以冷戰意識形態為參照系的“老內聖開出新外王”說則仍然堅執東方與西方、自我與他者的抽象的二元對立模式，那麼，就啥恰只有在對西方現代性（包括西方傳統自身的復雜性）的深層反思基礎上浮現的文化現代性與規範現代性的視野中，在多元現代性的論說所激發的新一輪的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論辯中，在揚棄主體哲學和獨白模式後的互主體哲學和交往合理性的層次上，傳統與現代、地方性與普世性的關系才能得到辯證通達和本真切己的理解和把握。

浙江大學外圉哲學研究所與東方出版社文化編輯室創設的這套譯叢，旨在集中展示當代西方特別是盎格魯一薩克遜傳統中的實踐哲學的第一流成果。之所以采取這樣的聚焦方向和基本定位，外在的理由在子，在當前中文出版界蔚為風氣的西學翻譯工程中，仍然缺乏對這一主流傳統特別是其前沿進展的深入全面的關注，這不能不說已經極大地制約了漢語思想界對西方學術的全體大用的系統把握。數年前中國知識界和公共輿論領域爆發的論戰中言之諄諄、听之藐藐的景象，適足以表征國內學界對20世紀晚期英美實踐哲學的建設性成果的生疏和隔膜；內在的理由則在于，在從“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到“實踐理性轉向”（Practical Reason Turn）的大背景下，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的溝通融合不斷地搖撼和移動著理性與非理性、形而上學與後形而上學、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哲學文化與後哲學文化的邊界與視界，盎格魯一薩克遜傳統的深刻變革不但在“不可承受之重”的大陸傳統和“不可承受之輕”的後學流裔之間別開生面、創獲甚豐，而且提供了一方面更富包容性地綜合以希臘和羅馬為代表的西方自身的大傳統，另一方面更具前瞻性地回應全球化與多元文化之挑戰的概念和理論資源。我們期望並且深信，哲學和文化傳統的這種返本開新、創造轉化的個案中所體現的洞見、智慧和勇氣，將為處于現代國家構建、市場秩序構建和個人認同　建同步進行的轉型期中國社會之中，參與塑造中文學術的自主形態的人們提供難得的滋養和有益的借鏡。

應奇
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