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論和現當代文論以詩歌、文學散文、小說、戲劇為文學作品。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得從中國古典文學的客觀實際出發,不能照搬西方文學和現當代文學的概念。如果只有詩歌、戲劇、小說和抒情性散文才算文學,只有純藝術而非教化性的、純虛構而非記實性的才算文學,恐怕會得出中國古代無文學,或有也少得可憐的結論。元明清的戲劇、小說是否夠得上這種純文學的標准,恐怕也要打個大大的問號。
本書以編年體史書的形式為宋代文學(960—1279)編年,以體現宋代文學發展的脈絡和規律。將文學事件系到具體的年月日;有年而無確切月日的系到年;只知大約時間的,系於相關年代。同時,為糾編年體文學史易失於瑣碎之弊,間以中國史書的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展示宋代文學發展歷程。
目錄
序
前言
凡例
卷首語
第一卷 (960—1067)
宋太祖
建隆元年庚申(960)
建隆二年辛酉(961)
建隆三年壬戌(962)
建隆四年乾德元年癸亥(963)
乾德二年甲子(964)
乾德三年乙丑(965)
乾德四年丙寅(966)
乾德五年丁卯(967)
乾德六年開寶元年戊辰(968)
開寶二年己巳(969)
開寶三年庚午(970)
開寶四年辛未(971)
開寶五年壬申(972)
開寶六年癸酉(973)
開寶七年甲戌(974)
開寶八年乙亥(975)
宋太宗
開寶九年太平興國元年丙子(976)
太平興國二年丁丑(977)
太平興國三年戊寅(978)
太平興國四年己卯(979)
太平興國五年庚辰(980)
太平興國六年辛巳(981)
太平興國七年壬午(982)
太平興國八年癸未(983)
太平興國九年雍熙元年甲申
雍熙二年乙酉(985)
雍熙三年丙戌(986)
雍熙四年丁亥(987)
端拱元年戊子(988)
端拱二年己丑(989)
淳化元年庚寅(990)
淳化二年辛卯(991)
淳化三年壬辰(992)
淳化四年癸巳(993)
淳化五年甲午(994)
至道元年乙未(995)
至道二年丙申(996)
至道三年丁酉(997)
宋真宗
咸平元年戊戌(998)
咸平二年己亥(999)
咸平三年庚子(1000)
咸平四年辛丑(1001)
咸平五年壬寅(1002)
咸平六年癸卯(1003)
景德元年甲辰(1004)
景德二年乙巳(1005)
┅┅
第二卷(1068—1126)
第三卷(1127—1194)
第四卷(1195—1279)
主要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前言
凡例
卷首語
第一卷 (960—1067)
宋太祖
建隆元年庚申(960)
建隆二年辛酉(961)
建隆三年壬戌(962)
建隆四年乾德元年癸亥(963)
乾德二年甲子(964)
乾德三年乙丑(965)
乾德四年丙寅(966)
乾德五年丁卯(967)
乾德六年開寶元年戊辰(968)
開寶二年己巳(969)
開寶三年庚午(970)
開寶四年辛未(971)
開寶五年壬申(972)
開寶六年癸酉(973)
開寶七年甲戌(974)
開寶八年乙亥(975)
宋太宗
開寶九年太平興國元年丙子(976)
太平興國二年丁丑(977)
太平興國三年戊寅(978)
太平興國四年己卯(979)
太平興國五年庚辰(980)
太平興國六年辛巳(981)
太平興國七年壬午(982)
太平興國八年癸未(983)
太平興國九年雍熙元年甲申
雍熙二年乙酉(985)
雍熙三年丙戌(986)
雍熙四年丁亥(987)
端拱元年戊子(988)
端拱二年己丑(989)
淳化元年庚寅(990)
淳化二年辛卯(991)
淳化三年壬辰(992)
淳化四年癸巳(993)
淳化五年甲午(994)
至道元年乙未(995)
至道二年丙申(996)
至道三年丁酉(997)
宋真宗
咸平元年戊戌(998)
咸平二年己亥(999)
咸平三年庚子(1000)
咸平四年辛丑(1001)
咸平五年壬寅(1002)
咸平六年癸卯(1003)
景德元年甲辰(1004)
景德二年乙巳(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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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1068—1126)
第三卷(1127—1194)
第四卷(1195—1279)
主要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序
宋代文學,在某些人看來是無足觀的。宋犖《漫堂說詩》層阝雲:「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謦,故宋人詩集庋閣不行。」清初雖得吳之振等人揄揚,聲望仍然有限。除朱彝尊、瞢溶等少數人外,一般人根本很少接觸過宋人詩文集。像以治社詩著名的盧世灌,三十歲都還不曉得有黃山谷,其余可知。時來運轉是在道、咸以後。同光體諸家或言元嘉、元和、元祜「三元」,或言唐音宋骨,浸至於家東坡而戶山谷。
然不旋踵麗風氣又變。五四新文學運動後,對整個古代文學有了一個新的解釋,把唐代視為我國詩歌的黃金高峰期,宋代則僅取其詞,回到明朝「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那一套觀念中去。所謂文學史,大體即依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戲曲小說這一序列來論述,於是宋代的詩、文、駢儷盡遭抹煞。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把宋代形容為詩的秋衰,行將人滅。馮沅君、陸侃如的《中國詩史泅J干脆不予敘述,只當它已經死了。
近代「中國文學史」這個學科建立以後,宋代文學的處境即是如此。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中國文學概述中,周揚與劉再復撰寫的這個詞條,關子宋代,只有「詞,達到了可以和唐詩並列的中國文學的另一座高峰,出現了一批大詞人,如蘇軾等」這一句話,此外一個字也未提及詩,即連古文也只是說唐代之韓、柳,其畲宋代文學之發展與成就,就更不用說了。
風氣漸變,須等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在北京大學編輯了《全宋詩》、四川大學編輯了《全宋文》以後。全宋詩,本采台灣黃永武、張高評先生也編了卞部,因與北大項目雷同,出版社不願付榫,遂使兩岸互輯之異同迄今無法考按。《全宋文》也因出版問題,延宕十載,方得出齊。這些,都降低了它們的影響力。可是縱然如此,對研究中國文學及文學史的學者來說,仍有視野洞開、天宇豁然之感,發現從前啥也沒看就信口雌黃,談盛衰、論規律,實近乎無知而妄作。
主持《全宋文》這項改造我們文學史觀大工程的,便是曾棗庄先生。先生篤實誠朴,自相識於今,十余載間,無一日不治學,無一晤不論學。近來養痾蓉城,仍有著作不斷問世,頗令我輩愧汗。
我當然不足以知先生,但以我管見所及,先生治學有幾個特點:
一是善於組織,集腋為功。治學,有人喜歡單打獨斗,事實上做學問本來也就應該只是自己做,古之學者為己,沒聽說老是搞集體生產的。可是,某些情況,獨木難支,個人力量卻也是做不來的。例如文獻之征集整理,當然要眾擎才易舉。曾先生主持川大古籍所,對此特別著力,故學風朴實而成果斐然。許多學者,本身武藝雖好,卻不適宜指麾部眾、規模遠略,曾先生則與之不同,他是很有將才的。
二是考述並重,文史合一。做文獻的朋友,擘積之功多,史考為長。但往往因此而不能綜攬全局,或進而評騭論秩古人之是非優劣。也就是能考史而無力述史。述史須要綜合歸納的工夫及敘事的本領,與考史之分析枝末,著重於局部者頗異其趣。曾先生卻能兼此二事,所著《三蘇評傳》,均搭配以詩文選集及匯評,兩相輝映,足見一斑。而文史合一則更難。古籍整理本屬於史部的工夫,能得文章趣味者甚少。曾先生的文獻整理,卻始終關注於文學問題,希望能以其考案所得,貢獻於文學史研究,斯所以為難能。
本編,我以為就是在《全宋文》的基礎上,更集申發揮先生之長的表現。曾先生與吳洪澤先生仍采合作模式,充分顯示了我所說的第一項特點。他們曾合著過《蘇辛詞選》,也合編過《中華大典》的宋遼金元部分。本書之合作,亦屬天孫織錦,鍛合無鬩,不太看出來有風格或內容上的差異。在考述並重、文史合一方面,則本編在《宋人年譜叢刊》皤北宋文學家年譜》等舊作的基礎上,對作品之系年與作家之生平、仕履、籍里、交游等等頗多著墨,以期因年系事,即事考文。但又有論有案,或綜括每一期文學發展之脈絡,或分評一家之短長,或析史疑,或通積滯,體兼章實齋所說的史考與史著,而又足以見史識。
此外,編年史雖然是我國最早的史體,但用在討論學術思想或文藝上卻甚晚!宋、元、明、清諸學案均是以人為綱,事實上仍是紀傳體之規制。直到民國時期唐晏的巛兩漢三國學案》才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為類,劉汝霖的《漢晉學術編年》才采編年體。本編則融通變化,以編年為主,而實兼紀傳及紀事本末。這應是本編創用之體例。我二十多年前作《汪西詩社宗派研究》時,特列年表一種,以為論史之作,不能無表譜以為之輔。如今本編則是以年表為經,輔以紀傳與紀事本末,體若相反,其旨同符,觀之深感契合。
本書唯一可商者,或許在於他們所說的「宋代文學發展的規律」,把宋代文學划為四期:北宋前期、北宋後期、南宋前期、南宋後期。這四期,一來不能稱之為「規律」,二來太像唐詩的初、盛、中、晚之分,是否可另做區划,宜再商量。但編年之書,以時為斷,厘為四卷,也沒什麽-大錯,我亦不敢以此吹求。本編卷帙浩繁,創見迭出,足證功力。我粗窺堂廡,略述一二,其實無當旨要,姑志欽遲之意而已!
丙戌芒種,龔鵬程寫於北京小西天如來藏
然不旋踵麗風氣又變。五四新文學運動後,對整個古代文學有了一個新的解釋,把唐代視為我國詩歌的黃金高峰期,宋代則僅取其詞,回到明朝「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那一套觀念中去。所謂文學史,大體即依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戲曲小說這一序列來論述,於是宋代的詩、文、駢儷盡遭抹煞。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把宋代形容為詩的秋衰,行將人滅。馮沅君、陸侃如的《中國詩史泅J干脆不予敘述,只當它已經死了。
近代「中國文學史」這個學科建立以後,宋代文學的處境即是如此。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中國文學概述中,周揚與劉再復撰寫的這個詞條,關子宋代,只有「詞,達到了可以和唐詩並列的中國文學的另一座高峰,出現了一批大詞人,如蘇軾等」這一句話,此外一個字也未提及詩,即連古文也只是說唐代之韓、柳,其畲宋代文學之發展與成就,就更不用說了。
風氣漸變,須等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在北京大學編輯了《全宋詩》、四川大學編輯了《全宋文》以後。全宋詩,本采台灣黃永武、張高評先生也編了卞部,因與北大項目雷同,出版社不願付榫,遂使兩岸互輯之異同迄今無法考按。《全宋文》也因出版問題,延宕十載,方得出齊。這些,都降低了它們的影響力。可是縱然如此,對研究中國文學及文學史的學者來說,仍有視野洞開、天宇豁然之感,發現從前啥也沒看就信口雌黃,談盛衰、論規律,實近乎無知而妄作。
主持《全宋文》這項改造我們文學史觀大工程的,便是曾棗庄先生。先生篤實誠朴,自相識於今,十余載間,無一日不治學,無一晤不論學。近來養痾蓉城,仍有著作不斷問世,頗令我輩愧汗。
我當然不足以知先生,但以我管見所及,先生治學有幾個特點:
一是善於組織,集腋為功。治學,有人喜歡單打獨斗,事實上做學問本來也就應該只是自己做,古之學者為己,沒聽說老是搞集體生產的。可是,某些情況,獨木難支,個人力量卻也是做不來的。例如文獻之征集整理,當然要眾擎才易舉。曾先生主持川大古籍所,對此特別著力,故學風朴實而成果斐然。許多學者,本身武藝雖好,卻不適宜指麾部眾、規模遠略,曾先生則與之不同,他是很有將才的。
二是考述並重,文史合一。做文獻的朋友,擘積之功多,史考為長。但往往因此而不能綜攬全局,或進而評騭論秩古人之是非優劣。也就是能考史而無力述史。述史須要綜合歸納的工夫及敘事的本領,與考史之分析枝末,著重於局部者頗異其趣。曾先生卻能兼此二事,所著《三蘇評傳》,均搭配以詩文選集及匯評,兩相輝映,足見一斑。而文史合一則更難。古籍整理本屬於史部的工夫,能得文章趣味者甚少。曾先生的文獻整理,卻始終關注於文學問題,希望能以其考案所得,貢獻於文學史研究,斯所以為難能。
本編,我以為就是在《全宋文》的基礎上,更集申發揮先生之長的表現。曾先生與吳洪澤先生仍采合作模式,充分顯示了我所說的第一項特點。他們曾合著過《蘇辛詞選》,也合編過《中華大典》的宋遼金元部分。本書之合作,亦屬天孫織錦,鍛合無鬩,不太看出來有風格或內容上的差異。在考述並重、文史合一方面,則本編在《宋人年譜叢刊》皤北宋文學家年譜》等舊作的基礎上,對作品之系年與作家之生平、仕履、籍里、交游等等頗多著墨,以期因年系事,即事考文。但又有論有案,或綜括每一期文學發展之脈絡,或分評一家之短長,或析史疑,或通積滯,體兼章實齋所說的史考與史著,而又足以見史識。
此外,編年史雖然是我國最早的史體,但用在討論學術思想或文藝上卻甚晚!宋、元、明、清諸學案均是以人為綱,事實上仍是紀傳體之規制。直到民國時期唐晏的巛兩漢三國學案》才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為類,劉汝霖的《漢晉學術編年》才采編年體。本編則融通變化,以編年為主,而實兼紀傳及紀事本末。這應是本編創用之體例。我二十多年前作《汪西詩社宗派研究》時,特列年表一種,以為論史之作,不能無表譜以為之輔。如今本編則是以年表為經,輔以紀傳與紀事本末,體若相反,其旨同符,觀之深感契合。
本書唯一可商者,或許在於他們所說的「宋代文學發展的規律」,把宋代文學划為四期:北宋前期、北宋後期、南宋前期、南宋後期。這四期,一來不能稱之為「規律」,二來太像唐詩的初、盛、中、晚之分,是否可另做區划,宜再商量。但編年之書,以時為斷,厘為四卷,也沒什麽-大錯,我亦不敢以此吹求。本編卷帙浩繁,創見迭出,足證功力。我粗窺堂廡,略述一二,其實無當旨要,姑志欽遲之意而已!
丙戌芒種,龔鵬程寫於北京小西天如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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