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去年在上海“當代中國文學研討會”上把中國文學家沒有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歸咎于翻譯質量不佳，引起輿論嘩然。後來他大概發現“打擊面過寬”，回國以後與記者談話時，對把外國文學譯成中文的翻譯工作恭維了幾句，但他仍堅持認為中國文學譯成外文的翻譯質量不高的看法。
這不禁引起了我的一些想法。我認為馬悅然的話顯然失之偏頗，但細想之下，又覺得不無一些道理。
我自己是做英譯中工作的，因此我必須在此聲明，我絕無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意思。相反，我對國內許多中譯外(主要是中譯英)的翻譯質量一直是很欽佩的，而且也景仰一些長期從事這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的前輩和同輩。我也不止一次地表示，這工作要是讓我來干，我是完全干不好的，因為我根本沒有這能力和水平。但是，我還是覺得，中國文學作品之所以不能為外國讀者所欣賞，除了文化傳統、社會背景、心理狀態等因素之外，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是翻譯在作梗。不過，這絕不是像馬悅然所指責的那樣，說翻譯質量不好，而是指文學作品的“相對不可譯性”。這是我致力翻譯凡40年得出的經驗。也許也是失之偏頗的。
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化，既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應該是人類所能共同享受和欣賞的，不分國籍或語言。以其他藝術形態而言，如繪畫、音樂、舞蹈，甚至默片時代的電影等，都不需要任何媒介，即能為其他國家或民族的人們所欣賞和接受。唯獨以文字為唯一表達手段的文學，也就是本民族文字的最高造詣所產生的結晶，卻偏偏要通過翻譯，用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民族文字來表達，以期在非本民族讀者中達到同樣的感受效果。這豈不是明知其不可為而偏要為之嗎?因為由于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不同，兩種不同文字的表達功能固有相似或相通之處，但也有不同之處，甲文字之所長，也許就是乙文字之所短。這樣要求譯者恰如其分地做到與原著一致，無異緣木求魚。更何況異國或異民族讀者本身的文化傳統、社會背景、心理狀態等因素所起的作用，無法使他在感受上產生在本國，本民族讀者身上所產生的同樣效果。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雖然很早就開始通過翻譯作品接觸外國文學，但是真正能領會其中的妙處，還是在初通英語以後。我至今猶記得在大學圖書館里借閱到英語文學原著時的如臨仙境，如獲寶藏的興奮心情；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一個瑰麗多彩的文學寶庫!這是單純靠閱讀翻譯作品所不能體會到的。因為不論譯文如何高明，畢竟是隔了一層，不是有所減色，就是有所走樣。怪不得劉心武同志要說，不少中國作家仿效西方作家的手法，“其實是仿效中國翻譯家的譯文風格”。(《文藝報》1987年第5期)
當然，這話不免也失之偏頗。不過，馬悅然、劉心武和區區的我有一點想法恐怕是共同的，即文學作品靠通過翻譯是無法完全欣賞其精髓的。最好還是閱讀原著。
既然如此，那麼必然有人會問，你為什麼又孜孜不倦地在干這明知其不可為而仍為之的事呢?
在人類文明還沒有達到各國人民的語言和文字的完全溝通之前，翻譯工作還是有其客觀的必要性的。何況這種完全溝通在可見的將來恐怕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事。因此為了文化交流，共享文化財富，也是為了這種完全溝通，還是需要翻譯。盡管翻譯就像“二道販子”一樣，有時不免“短斤缺兩”，甚至存心“攙假”，但是好歹給你販來了價錢本來見不到的貨色。哪怕是“掛羊頭，賣狗肉”，如果這能激起你吃羊肉的欲望，那麼作為一個譯者即使給人罵一句“二道販子”，也應該死而無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