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駐京英使信札(1865—1866)

第一封信（1865年4月23日，于香港）
第二封信（1865年5月10日，于上海）
第三封信（1865年5月15日，于渤海灣）
第四封信（1865年5月23日，于北京）
第五封信（1865年6月1日，于北京）
第六封信（1865年6月23日，于北京）
第七封信（1865年7月7日，于碧雲寺）
第八封信（1865年7月8日，于北京）
第九封信（1865年7月21日，于碧雲寺）
第十封信（1865年7月24日，于北京）
第十一封信（1865年8月7日，于北京）
第十二封信（1865年8月22日，于北京）
第十三封信（1865年9月5日，于北京）
第十四封信（1865年9月25日，于北京）
第十五封信（1865年10月25日，于北京）
第十六封信（1865年11月5日，于北京）
第十七封信（1865年11月25日，于北京）
第十八封信（1865年12月4日，于北京）
第十九封信（1866年1月1日，于北京）
第二十封信（1866生1月20日，于北京）
第二十一封信（1866年2月3日，于北京）
第二十二封信（1866年2月8日，于北京）
第二十三封信（1866年3月7日，于北京）
第二十四封信（1866年4月12日，于北京）
第二十五封信（1866年4月22日，于北京）
第二十六封信（1866年5月23日，于北京）
第二十七封信（1866年7月23日，于大覺寺）
第二十八封信（1866年8月4日，于大覺寺）
第二十九封信（1866年9月7日，于北京）
附錄一 清朝官員遴選制度
附錄二 北京平面圖

2002年跟郭又陵社長、周玉玲編輯商定編輯出版《親歷中國》叢書，並得到耿霽先生的支持，于2004年出版第一批3種，倏忽已5年過去了。

本叢書的宗旨，耿弄先生2004年寫的序中是逮祥說的:“《親歷中國》叢書只收入來華外國人的親歷記實性著作，包括探險記、筆記、考察報告、出使報告、書簡等。內容力求客觀、公允、真實，並兼顧共科學性和可讀性。在允許的範圍內，力求滿足中國學術界的需要，填補空白和彌補不足之處。”也就是說，集中精力從一個方面配合國內方興未艾的對西方漢學（中國學）的研究。

自改革開放後，中國爆發了又一次“西學東漸”的熱潮，域外漢學和中國學的經典作品被有系統、成體系地引進，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中國學研究室”的《國外研究中國叢書》，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吉林教育出版社的“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和“日本學者中國文學研究譯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中國迓代史研究譯叢”，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漢學叢書”，中華書局的“中外關系史名著譯叢”、“法國西域敦煌學名著譯叢”，以及“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商務印書館的“海外漢學研究叢書”，遼寧教育出版社的“當代漢學家論著譯叢”，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瑞典東方學譯叢”和“西域探險考察大系”等，對中囡思想解放、學術研究等諸多方面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游記方面尚欠力度，成系列的只有時事出版社的“西方視野里的中國形象’叢書”，光明口報出版社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名著譯叢”，國際文化出版公司的“認識中國系列’叢書”。零散的同類著作有三聯書店1988年出版的《中囡記行》，海南出版社等出版的《葡萄牙人在華見閔錄——十六世紀手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大中國志》，以及商務和三聯分別出版過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等。

我們覺得，東西方文化的接觸和交流，離不開旅行家、探險家以及後來的外交、商務人士和學者。來華外國人的親歷記實性著作，包括探險記、筆記、考察報告、出使報告、書簡等，雖然不是海外漢學的主流，也應該視為與汊學和中國學緊密相關的領域，不容忽視。

張西平先生把西方漢學大致分為∵游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專業漢學”三個時期。這是從時間上說的。如呆從內容著眼，只有傳教士漢學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即便到了專業漢學時期，游記漢學還是存在的。誠然，早期的游記漢學之塞本特點是作品停留在對中國表面的報導上，多半熱衷于異鄉奇聞趣事的報導而缺乏哲學的思考，尚不能深入中國文化的內核之中，而耶穌會士及萁他修會的傳教士由于在中國生活時閔較長，對中國文化的了解較深，因而“傳教士汊學”較之“游記漢學”更為可靠、更為準確。但是它們都帶給西方中國信患、中國知識，為西方哲人研究中國、思考中國提供了直接豐富的思想素材，又引發了持續將近一百年的歐洲“中國熱”，使中國文化在大眾生活中成為一種時尚。而中國門戶開放之後此類文字的作者，無論是在中國生活多年的傳教士、外交官，或是為清廷所雇佣的外國官員、教習和科技人員，或是西方報刊派駐中國以及在華西文報刊的記者，還是考察、游歷中國的作家、學者、探險家、畫家和到中國經商的商人等，他們作品的深度和廣度與早期游記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尤為可貴的是，他們往往親歷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待，所記可補正史之不足；又因此類著作一般筆調輕松，更有些趣閔軼事，受到廣大讀者的喜好，所以既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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