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批評是個內容寬泛的傘狀批評術語,是關于環境取向的文學、文化甚至藝術研究以及指導這些批評活動的相關理論。作為一個方興未艾的文學、文化批評潮流,它是在日益嚴峻的現實生態危機的催逼之下,伴隨著生態哲學的逐漸成熟而興起的。迄今為止,它是對生態危機文化根源最為全面、最為深刻的文化診斷嘗試,其內涵豐富且不斷拓展延伸。如果要追本溯源,確定生態批評興起的大致時間,生態批評界多數學者贊同該從美國比較文學學者約瑟夫‧W.米克(Joseph
W.Meeker)于1974年出版的《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一著算起,其成熟于90年代中期,成熟的重要標志有︰1995年“文學與環境研究會”(ASLE)召開的第一屆年會;同年,哈佛大學英文系教授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出版了生態批評專著《環境的想象︰梭羅、自然書寫及美國文化的形成》(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996年徹麗爾‧伯吉斯‧格羅特費爾蒂(Cheryll Burgess Glotfelty)和哈羅德‧弗羅姆(Harold
Fromm)共同主編出版了影響深遠的里程碑式的批評文集初書目提要《生態批評讀本》(The Ecocriticism
Reader),其後迅速發展成了生機勃勃的國際文學、文化綠色批評潮流。總的來看,其內容龐雜豐富,學理探究深沉,學術視野寬廣,且還在不斷拓展延伸。但是,從歷史與現實的層面來看,這一時期的生態批評對生態危機文化根源的診斷也並非完全擊中要害,所開出的文化處方也未必十全十美,“藥到病除”,反而遭到了草根環境公正運動人士的質疑與挑戰。與此同時,作為生態批評思想基礎的生態中心主義哲學,尤其是其激進的一支深層生態學,受到了以有色族人民、窮人為主體的弱勢群體、第三世界以及環境哲學內部的嚴厲批判,生態批評似乎也因此陷人“四面楚歌”的境地。
面臨嚴峻的學術危機,生態批評圈中產生了普遍的學術焦慮。為成功地應對危機,生態批評學者不得不嚴肅慎重地重新審視自己的學術立場,評估來自多方的批評,總結生態批評學術的得失,進行重大的學術調整。于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部分生態批評學者順應環境公正的訴求,將環境公正引人生態批評學術活動之中,將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即環境公正生態批評,1997年少數族裔生態批評學者T.V.里德(T.V.Reed)首次提出了環境公正生態批評的術語。具體來說,環境公正生態批評主張站在環境公正的立場上,透過種族的視野研究文學與環境的關系,呼吁生態批評從荒野回家,回到人與自然交匯的中間地帶,這樣使得生態批評不僅具有崇高的生態理想,而且也立足牢固的現實基礎,從而將生態批評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即環境公正階段。閱有鑒于此,美國生態批評學耆布伊爾認為,西方生態批評己經歷了兩次“生態風波”,第一波可大體歸為生態中心主義型生態批評,第二波可稱為環境公正生態批評。
環境公正生態批評不是對第一階段批評理論的簡單拋棄,而是推陳出新。也就是,與第一階段開展對話,對它予以修正、深化與拓展,其主要目的是透過環境公正的視野考察文學、文化甚至藝術與環境的關系。生態批評也從基于烏托邦理想的生態中心主義走向關注現實的環境公正。這一轉向不僅拓展生態批評的空間,開闢了新的學術路徑,而且大大地深化、豐富了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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