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鬧的騾子︰留學與中國現代文化

孤獨的摩羅詩人
——尋訪“原魯迅”
從東洋到西洋
——丁文江的留學生涯
“大中華”與“小日本”的惡性互動
——《留東外史》解讀
設計中國現代文學
——胡適文學革命的異域文化背景
縱情的極限
——郭沫若的誕生
天堂中的地獄
——郁達夫的東瀛之怨
沉重的失態
——解讀成仿吾
移根的代價與收獲
——陶晶孫的世界
東亞啟示錄
——豐子愷與日本
想象的中華白馬王子
——張聞天與他的《旅途》
錯位的東方“康橋”
——徐志摩與日本
寂寞中的誕生
——老舍與英國
塞納河畔的洗禮
——傅雷與法國
早熟的世界公民
——巴金的異域題材寫作
眼淚引發的筆墨官司
——郭沫若與徐志摩的一次踫撞
自卑與超越
——留學生寫作中的“弱國子民”心態
東風與西風
——留日派與留歐／美派之爭
“假洋鬼子”的沉浮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留學生形象

翻開一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面赫然寫著兩個字︰留學。自從1847年容閎等三名學子隨美國傳教士布朗夫婦東渡新大陸，首開中國人留學的記錄，這一百六十多年來，留學潮由小變大，奔涌不息，期間盡管出現反復(如留美幼童中途撤回，“冷戰”時期中國大陸停止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總體上呈現著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中國大陸出現了蔚為壯觀的“世界大串連”浪潮，至今方興未艾。

從推動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中國文化思想現代轉型的角度看，留學的意義與貢獻，怎麼估計也不會過分。胡適將留學比作擺渡西方文明的“舟楫”，將留學生比作“舵手”與“篙師”；季羨林將留學生比作“中國的普羅米修斯”、現代化的報春花，都是可以成立的。舉凡現代中國的一切，從物質文明到文化思想，幾乎沒有什麼東西不是莘莘學子從國外引進的。據統計，1900年至1937年在日本院校注冊的中國學生的人數為十三萬六千人；1854年至1953年的一個世紀內，中國留美學生達二萬一千人；另據1945年《聯大八年》的紀念冊統計︰西南聯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中，留學生一百五十六名，佔總數的87％。因此我們可以說，沒有留學，便沒有現代中國。

九十年前那場史無前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從表面上看，是中國的社會政治外交危機激蕩的結果，種子其實多年前早已布下，且與“留學”有直接的關聯。其遠因，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當時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驚破了中國人的千年迷夢，有識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尋求“制夷”之道，遂有後來的洋務運動及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留學生派遣；其近因，則主要由三件大事構成︰以中國的慘敗告終的1895年甲午戰爭，在宣告中日國際地位發生逆轉的同時，也宣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破產、西方近代文化的勝利，第二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十三名留學生，以此為開端，留學的大門正式開啟，有識之士紛紛東渡日本；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進一步摧毀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心，其情形正如孫中山先生說的那樣︰“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之後，中國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所以經過義和團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一天。”(《三民主義第五講》，1924)在沿海地區的知識界，留學漸成一種風氣；1905年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提前廢除，釜底抽薪，斷絕了中國學子歷來的安身立命之路，是年留日狂潮勃興，五千中國留學生一下子涌到東京，第二年激增到一萬三千。至此，出洋留學之潮，已是沛然莫之能御。客觀地看，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學子想接受地道的現代教育，成就一番事業，出洋留學幾乎是惟一的途徑。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現代“新文化”已如開弓之箭。此後十年，正是中國文化發生結構性變化，新學取代舊學的時期，日譯的西方新概念、新名詞，通過留日學子之手鋪天蓋地涌人中國；與之同時，留學歐美的中國學子也不斷地給故國輸入新文法、新學理、新思想，尤其是以胡適為首的一批留美學子，在大洋彼岸醞釀了一場文學革命，不僅在理論上為新文學鳴鑼開道，也在操作層面上為新文學的誕生作了示範。至此，中國的現代新文化已是呼之欲出。

緬懷前賢的留學壯舉，不由令人感慨萬端。莘莘學子在異域度過寶貴的青春歲月，孜孜砣砣，遨游于西方文化科學知識的海洋，含英咀華，為沉痾深重的祖國把脈，並為其設計未來。魯迅和胡適，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留學時代寫下的《摩羅詩力說》、《非留學篇》，至今依然熠熠閃光。他們都具備文化聖人的氣質，一個發誓“我以我血薦軒轅”，一個立志“他日為國人導師”；他們的救國方略都抓住了根本︰一個主張“立人”，從精神人手，改造國民性，建設一個“外不後于世界潮流，內不失傳統血脈”的新中國；一個主張“樹人”，通過滴水穿石的教育，為未來“造新因”。他們的思想基石，在留學時代就已形成，回國之後，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現代新文化的旗手。確實，沒有他們的嘔心瀝血、喚醒國人、開啟中國文化思想的現代化進程，使中國與世界及時地接軌，中國人的“球籍”恐怕真的不保。

然而，留學給我們帶來的並非都是風和日麗的美景。縱觀20世紀中國的文化景觀，處處帶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每一種流行的思潮背後，都有西方的依傍，什麼中國的杜威，中國的歌德，中國的席勒，中國的盧騷，中國的左拉，中國的泰戈爾，中國的曼殊斐爾，中國的赫胥黎，中國的畢加索，不一而足，本土的文化聖祖，不是被打翻在地，就是被徹底遺忘；同樣，中國思想界、文壇上無休止的爭論，多半是西方已有論爭的翻版，中國學子們揮舞著從西方師父那兒舶來的利器，打得不可開交，偌大的中國知識界，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馬場，各種思想、學說、主義在這里沖折較量，消耗著巨大的能量。在這種處境下，中國人失去了自己的價值標準與話語方式，一切惟西方馬首是瞻，陷于被言說、被解釋、被界定的可悲境地。這一切無疑都是留學帶來的副產品。

追本溯源，留學本是西方強勢文明在全世界擴張的結果，而落實到中國這樣一個具有“超穩定”精神結構的農業文明古國，事情不能不變得格外尷尬。眾所周知，中國人對留學的態度曾經歷過一個一百八十度的逆轉︰從將異域西方視若蠻夷鬼域，無人願往，到對它頂禮膜拜，趨之若鶩，這個極具戲劇性的逆轉過程，反映了自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經受過七十年的挫折和失敗，中國人文化自信心失落，由“中體西用”向“全盤西化”傾斜，文化思想主權不得不拱手相讓的嚴峻現實。這對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上的扭曲和傷害是無法估量的，造成了他們文化人格的分裂，精神定力的喪失。

更何況，“西方”並非鐵板一塊，而是一個多元的存在，有英國式的，有法國式的，有俄國式的，還有日本式的。因此，如何西化，以哪一國為效仿的樣板，便成為一個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從客觀的結果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學國的社會制度、政治模式和歷史文化傳統，對于年輕的中國學子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所謂“留日派”、“留俄派”、“留歐派”、“留美派”，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當然，中國學子的家庭出身、固有的知識教養，乃至個人的性格氣質，也都潛在地制約著中國學子對異域文化的選擇與認同，兩者一經契合，便產生各式的西方文化代理人，比如胡適之于美國，丁文江之于英國，瞿秋白之于俄國，周作人之于日本；單獨地看，他們自成體系，無懈可擊，合到一起，便不免扦格，發生踫撞。這種踫撞到後來，在客觀的態勢上，形成了以胡適為首的留歐／美派和以魯迅、郭沫若為首的留日／俄派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在社會矛盾不斷升級、階級斗爭日益激化的背景下，沖突博弈，形同水火；而暗中操縱這一切的，是代表著人類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俄、美超級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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