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海外求學的中國學子們如何才能寫出得“A”的主修課論文?跨國公司打拼的你如何才能拿出讓外方老總滿意的方案?幫孩子咿呀學語的你如何才能讓孩子學動詞和學名詞一樣快?教導學生的你如何才能讓學生的幾何成績和數學成績一樣優秀?……

我們常常會被這些問題困擾,也付諸努力去解決,但往往事倍功半。

在本書中,尼斯貝特教授幫我們解開了這道悖論題。他為我們精心準備並生動呈現了多堂實驗課,涉及工作、教育、日常生活、心理學、哲學、醫學、犯罪學、玄學等多個方面。他告訴我們,思維是有疆域的,我們解不開的那道悖論題就是思維定式作怪的結果。

在當今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跨文化、跨領域、跨學科的理解和協作尤為重要。學習、工作和拼搏于21世紀的我們,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和全球化的進程,需要怎樣的方法、想法和眼界才能跳出思維定式呢?

海外求學的你、職場中打拼的你、身為孩子父母和老師的你,以及作為企業家的你,從現在開始馬上閱讀這本書!它會在你們的思維里刮起一場堪比“蝴蝶效應”的風暴,助你打破迷思,使學習、工作和生活事半功倍。
 

目錄

中文版序
前言
1 為什麼我們不善于表達自己?
為什麼是古希臘人創辦了奧運會?
單聲部音樂為何產生于中國?
“飛矢不動”和“塞翁失馬”的故事
科學家與風水師
2 思維是有疆域的!
中國人務農,希臘人狩獵
這個動物是長頸鹿還是麒麟?
“思維差異”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3 為什麼我們得不了諾貝爾獎?
西方人是專才,東方人更可能成為雜家!
是直截了當還是弦外有音?
西方的戲劇為什麼會受到中國觀眾的歡迎?
“各抒己見”好還是“求同存異”更佳?
4 為什麼我們會在工作上依賴他人?
西方人見“木”,東方人見“森”
水下試驗中,你看到的是“魚”還是“池塘”
獨立工作和團隊協作,哪種業績更好?
世界是靜止的,還是變化的?
5 “人性本惡”還是“近墨者黑”?
5:0獲勝的足球賽,是守門員表現好還是對手實力太弱?
吉姆會把錢借給那個學生嗎?
“雞生蛋”還是“蛋生雞”?
誰更容易犯“事後諸葛”的錯誤?
6 世界是“懶惰的名詞”還是“勤勞的動詞”構成的?
雞、牛和草,哪兩個是一類的?
西方嬰兒學名詞更快,東方嬰兒學動詞更快
數學成績差的孩子,能成為數學家嗎?
是語言的作用嗎?
7 為什麼我們無法判斷對錯?
企鵝是鳥嗎?
誰對誰錯?
你是雙重性格嗎?
8 思維方法不能放諸四海而皆準,我們該怎麼辦?
想法和看法不一樣,有關系嗎?
人們應該如何思考?
對不同特點的孩子如何因材施教?
結束語
“歷史的終結”還是“文明禮貌沖突”?
西方化︰人人都穿牛仔褲,看美國大片
分歧會繼續︰國際沖突在加劇
世界大融合︰中國菜的配料里也有奶酷的成分?
致謝
 

寂靜的與躁動的

世界之為整體所包合著的萬有關系,絕非人類的渺小理性能夠拆解和重構。

本書作者是2002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社會心理學院士的耶魯大學及密歇根大學教授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他提到的那個中國學生叫彭凱平,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在這本書的第6章里,作者提供了一個值得深人探討的例子來支持彭凱平的觀點︰心理測驗者給受試兒童看三幅圖畫,其一是“青草”,其二是“公雞”,其三是“牛”,然後要求受試兒童把這三幅圖畫分為兩類。大部分中國兒童把青草和牛歸為一類,把公雞放在另一類;大部分美國兒童把牛和公雞歸為一類,把青草放在另一類。

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兒童習慣于按照事物之間的關系劃分事物的類別,而美國兒童則習慣于把事物歸入到它們作為“實體”各自所屬的範疇里面去。按照“關系”,牛吃草,所以,牛和草被視為一個類別。按照“範疇”,牛和雞都是動物,而草是植物。這里,兒童們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的一個重大差異在于,前者首先看到的是關系,其次才有被關系連接在一起的實體;後者則首先看到了實體,然後建構起實體之間的關系。受試者都是兒童,他們不知道動物與植物這類範疇內部的細節知識,也不知道“牛吃草”這類關系的科學道理,他們在已往的社會交往中習慣了特定社會的思維方式,並基于這種思維習慣來完成實驗者提出的要求。因此,上述實驗可以視為是一種社會心理學實驗。

進而,尼斯貝特和幾位中國學生對美國和中國的大學生們進行了類似的實驗。他們讓受試者指出“熊貓”、“猴子”、“香蕉”三項中最接近的兩項。結果,美國學生表現出強烈的把猴子和熊貓視為同類的偏好,而中國學生則更傾向子把猴子與香蕉視為更接近的事物。這一實驗表明,兒童時期形成的思維方式足以延續到成年時期。于是,思維的地理學差異對理解和緩解當代世界的各種沖突變得十分重要。

尼斯貝特指出,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或者說,自笛卡兒以來,就下列各點達成共識︰第一,每個人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認知能力——感官、記憶、理解、反省,不論他是非洲土著還是歐洲貴族;第二,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人表現出不同的信仰,不是因為他們的認知能力有差異,而是因為他們生活在宇宙的不同時空;第三,邏輯形式是最高的理性形式,它比常識和習慣更高級;第四,純粹理性的形式與它所思考的內容完全無關,這一思維形式不論是被運用到自然現象還是被運用到社會現象中,都不會發生任何變化。

然而,尼斯貝特指導的一系列社會心理學實驗所揭示出來的亞洲思維方式與西方思維方式的顯著差異,動搖了上述共識。尼斯貝特指出,個體心智有其社會起源。于是,尼斯貝特事實上回到了米德在20世紀初期曾提出過的“社會自我”(social self)的概念和後來由布魯默爾大大發展了的“符號交往主義”(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立場。

在東方社會,不論是中國的儒家學說還是印度的吠陀學說都有類似論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遠比個人更具本源意義。因此,智慧——它的一個幾乎微不足道的部分被西方人稱為“理性”——的前提是靜觀萬物生滅的過程辯由此而體悟那個“元之又元”的道理,印度人稱之為“Ritam”,中國人稱之為“—”。在最近的一次講演中,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密斯教授提出了一個介于康德的純粹理性和上述東方智慧之間的一種理性概念,名為“生態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在適應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不斷演化的人類理性。

笛卡兒的理性是懷疑的和建構的,是拆解的和征服的,是躁動拘和外求的。與此對峙的是東方智慧,其本性是寂靜的和內求的。世界之為整體所包合著的萬有關系,絕非人類的渺小理性能夠拆解和重構。寂靜是智慧,靜以通天下所感。

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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