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這本書已由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先後出了四版，四版的年代是1963、1968、1977和1986年；這本中譯本是根據1986年第四版翻譯的。近四十年來，中國考古學的進展很快，新的材料層出不窮，一本根據當年的材料所作的對中國考古的綜合研究，過不了幾年便被新材料趕了過去，便需要作大幅度的修改。所以這四個版本實際上可以說是四本不同的書。第四版是1985年底完成的，到今天又快十年了。這十年來又出了許多新發現，按說又該寫第五版了。但是我目前沒有寫第五版的計劃。一方面這是因為最近十年來考古期刊在地方上不斷出新，我一個人已經沒有辦法將全國考古出版材料收齊。另一方言也由于第四版所建立起采的理論構架在今天看來還沒有作基本上修改的必要。把第四版作基礎，再把十年來出土的新材料擇其重要的在適當的位置上插人，這本書還可以使用一段時期。在這菁序里面，我便想試試看將一些新材料稍作介紹，看能不能將這芩中譯本所代表的時代向前推進一些。
說到這本書的中譯本，這本書為什麼下直是用英文寫的，為什麼到今天才有中文版，這些問題都反映了當代中國考古學的一些特征。從1949年到80年代的初期，中國大陸的考古學者與亙外考古界幾乎沒有接觸，西方考古界在這幾十年中在理論、法、技術各方面重要的發明與發展，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可說是非常微小的。這些年中新發現的資料越來越多，可是對它們的研究和解釋的方法，仍然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階段，以用年代學（基于地層學和類型學）和古史分期（基于馬恩的唯物史觀）作框架來排比材料為主要的作業目標。在1962年出版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獲》（北京︰文物出版社）一書，綜合建國十年來的考古新發現，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用這種方法做出來的文章和報告，在史前史和古史的發展變遷的程序和動力上，很少有新穎的見解，但在材料的提供上，是比較客觀的。所以這三十多年中的考古期刊與報告，提供了大量的客觀史料；這是中國考古界在政治掛帥的困境之下所做的積極貢獻。
60年代的初期，我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畢業，寫了一篇叫作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China︰A Study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60）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所采取的基本方法論是50年代在美國盛行的所謂聚落形態的研究法（the settlement patterns
approach），這種研究法把考古遺址當作聚落看，將聚落當作社群看。用這種方法來整理考古資料，主要的目的是將“物”在概念上轉化成“人”，所以考古學的“資料”就轉化成人類學的“現象”。以人類學的現象作研究的基本材料，我們便可以直接地分析文化差異與變遷的程序和因果關系。我在這篇論文里，除了將考古材料分類排比以外，同時討論了文化差異變迂的程序與因果關系。次年我便采用了論文的結論作為基本的框架，將到1961年前後所有的中國考古資料作了一番整理，在1963年出版了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的第一版。這本書既是用西方的觀點整理中國資料的一種嘗試，它便成為全世界各區域考古學研究的一個環節，所以它也就一向是全世界各區域考古學的基本參考書之土，也便是它一直用英文寫作的原因。從第一版到第四版，這本書經歷了很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基本上就是一個︰那不斷陸續出土的新資料，迫使我們隨時榫我們的解釋理論，隨時迫使我們將它修改、完善。例如第一版的解釋框架是中國歷史上傳統的中原核心說。可是到了第四版，由于中原以外區域資料的大幅增加和這些區域很多文化被碳素十四定年特早，我們很自然地改用了區域多元性的新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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