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吳(日含)︰百年誕辰紀念

序言
青少年時代
吳（日含）的青少年時代
對吳（日含）同志的回憶
緬懷吳（日含）同志
老同學高申甫先生憶吳（日含）
我所知道的史學家吳（日含）同志
懷吳（日含）
萬金能買生死情——記吳（日含）、袁震夫婦的愛情生活
從愛國學者到民主戰士
心喪，憶辰伯師
記吳（日含）先生的路南之游
吳（日含）幫助我進步
回憶吳（日含）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
追念吳（日含）先生
天真猶自笑盈盈——悼吳（日含）師
愛國志士 民主戰士——憶吳（日含）同志在昆明二三事
學生的思念
馨香祝嘏哭（日含）師——吳（日含）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殉難四十周年祭
紀念吳（日含）同志
光明磊落肝膽照人——深切懷念吳（日含）同志
信得過的人——憶吳（日含）同志
懷念吳（日含）
風雨同舟 情兼師友——憶吳（日含）、聞一多
從“鳥獸”橫幅淺析吳（日含）、聞一多的友誼
獅吼虎嘯 永志于心——聞一多與吳（日含）的戰友深情
聞一多與吳（日含）
難忘的記憶——懷念吳（日含）老師二三事
學者和戰士——深切懷念吳（日含）老師
我對吳（日含）的印象和紀念
從昆明返回清華園
伯父吳（日含）1946年在上海
一束舊信——紀念吳（日含）同志
在艱苦歲月里堅持戰斗的吳（日含）
永遠懷念吳（日含）同志
深切的悼念——紀念吳（日含）同志含冤屈死15周年
紀念著名史學家和無產階級先鋒戰士——吳（日含）同志
難忘的會見——懷念吳（日含）同志
遲來的悼念——憶吳（日含）同志
憶吳（日含）
我所認識的吳（日含）同志
新中國的市長和學者
深切懷念吳（日含）同志
無盡的懷念和思考——紀念吳（日含）副市長
父親楚圖南和吳（日含）叔叔的交往片段
難忘的歲月——憶吳（日含）同志
懷念史學家吳（日含）同志
把歷史知識交給更多的人——懷念吳（日含）同志
有學力、有能力、有魄力的歷史學家——追念吳（日含）同志
一位真正愛好社會主義事業的“好事之徒”
深切懷念熱心普及歷史知識的吳（日含）先生
“外國歷史小叢書”和歷史學家吳（日含）
吳（日含）同志與《中國歷史常識》
吳（日含）同志與中華書局
學者、才子、為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好干部——懷念吳（日含）同志
憶念父執吳（日含）先生二三事
吳（日含）對古都北京文物保護的重大貢獻——紀念吳（日含）先生誕辰100周年
吳（日含）與北京文物保護
吳（日含）與北京市的文物博物館工作
吳（日含）與明定陵的發掘
吳（日含）與中國書店的創立及北京華聲電台的收購
忠于黨的教育事業的堅強戰士
記吳（日含）同志二三事
北京市教育事業的熱心人——深切懷念我院名譽教授吳（日含）同志
吳（日含）與北京電視大學
懷念我們的老校長吳（日含）先生
記憶中的吳（日含）先生
懷念吳（日含）先生對北京普教事業的關懷
吳（日含）與北京天文館
吳（日含）會長和我談清史編纂
吳（日含）和北京市歷史學會
難忘的四年——緬懷吳（日含）先生
緬懷我受益終生的導師——紀念吳（日含）先生誕辰100周年
懷念未見過面的吳（日含）老師
我深切悼念吳（日含）
憶伯父吳（日含）
慈父般的舅舅
舅父吳（日含）對我的關愛
回憶我的二姨父和二姨
回憶吳（日含）同志的史學工作和史識
學習吳（日含）同志嚴謹刻苦的治學精神
市長吳（日含）和學者吳（日含）——為紀念吳（日含）百年誕辰而寫
學術建樹
沉冤和昭雪
紀念詩詞聯語
編後記

今年是吳（日含）誕辰一百周年紀念，為紀念這位著名的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的豐功偉績，由北京市歷史學會吳（日含）研究分會委托王宏志、聞立樹主編的《懷念吳（日含）——百年誕辰紀念》一書即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八十多萬字，內容豐富，圖文並茂，比較全面地反映吳（日含）的一生。紀念文集的編者要我為這本書寫個序言，我覺得義不容辭。吳（日含）一生史跡十分豐富，這里我著重就吳（日含）的治學道路、學術思想的演變作一些探索，作為對吳（日含）的緬懷和紀念。

吳（日含）從小喜讀文史書籍，他在上海中國公學寫的《西漢經濟狀況》一文，曾得到當時中國公學校長胡適的賞識，時年僅20歲。後來他決心研究明史，多少帶有一點偶然性。那是1931年上半年，吳（日含）在燕京大學圖書館讀線裝書時，找到一本《婺書》，其中有吳之器撰寫的《胡應麟傳》，傳中說胡氏的卒年在萬歷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存年52歲。這個存年，如能得到證實，就能糾正顧頡剛在《四部正溈序》中關于胡應麟存年六十以上的說法。出于這個動機，吳（日含）寫了長達四萬多言的《胡應麟年譜》，考證了胡氏存年確是52歲。胡適認為這是一篇“功力和判斷都不弱”的文章。吳（日含）考入清華大學史學系後，胡適為幫助他解決學習費用向清華校長提出希望能關照吳（日含）時，附上了《胡應麟年譜》。為此，吳（日含）在進入清華大學史學系時，系主任蔣廷黻就勸吳（日含）“專攻明史”。胡適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勸告”，並要吳（日含）“訓練自己做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1931年9月12日《胡適復吳（日含）》）吳（日含）也表示要照胡適的指點“逐步做去”。（1931年9月26日《吳（日含）致胡適》）吳（日含）十分勤奮，不尚空談，在有關明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僅摘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就達三百多萬字，為後人研究明代建州史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關于吳（日含）的師承問題，他自己曾經說過，在20世紀30年代，他的治學之道“受了胡適之極深的影響，治學鑽到考據的牛角尖里去”。（《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中國青年》1950年第32期）但是僅從吳（日含）學生時代的近50篇著作看，除考據文章外，有些雜文、讀書筆記卻是說古論今、抨擊時政的。這類文章自然不是胡適傳授的治學之道的原意，也不是胡適的文風。說明吳（日含）的治學之道，並非只受胡適一家的影響。事實上胡適當時不在清華任教，直接在清華史學系講課的是陳寅恪、蔣廷黻、雷海宗等人。其中陳寅恪搞考據，並在考據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概括。而蔣廷黻、雷海宗則主要是搞綜合概括的。蔣廷黻在清華大學提倡仿效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即在清華史學系創立所謂“新史學”，目的在于區別考據學派的治學方法，“新”的含義其實是指“研究中國歷史，最好用西淬的史學方法”，即“綜合”的方法。因此，在教學上他主張“中外歷史兼重”。他把學生學習西洋史課程當成是“史學方法的一個表演和一個練習”。（《歷史學系概況》，《清華璁期周刊》1933年迎新專號）吳（日含）在清華讀書，蔣廷黻是直接授課的老師，他的這些主張，對吳（日含）自然也會產生影響的。另外，吳（日含）的好友，當時已經是教授的張蔭麟，對吳（日含）也很有影響。張蔭麟文筆清新，思想活躍，寫歷史文章不主張過多引用原文。他的學風，也很受吳（日含）欣賞。

由上可知，30年代，吳（日含）在接受胡適治學道路影響的同時，也接受了陳寅恪、蔣廷黻、張蔭麟等人治學方法的影響。同時，由于他博覽群書，喜歡讀報，也受到剛剛在史學界流傳的歷史唯物主義影響。這些影響使吳（日含）在抗日戰爭中逐步改變自己的歷史觀；並在40年代以後，以歷史研究作武器，激烈抨擊國民黨獨裁政府，他的歷史雜文在昆明民主運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30年代，中國史學界就其歷史觀和方法論來看，不外乎有三種︰一是舊史學還根深蒂固，這股勢力不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對象，都是和封建史學一脈相承的。二是所謂“新史學”，即提倡仿效西方國家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這部分後來被稱為資產階級史學。三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研究歷史，這只有少數進步史學家在進行探索，並開始出現了一些成果。吳（日含）的歷史觀，基本上屬于第二類，即所謂“新史學”。但在某些方面開始接受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最能說明吳（日含）當時歷史觀的是1935年4月30日，吳（日含）為天津《益世報》的《史澩》專刊寫的發刊詞，在這篇《發刊詞》中，吳（日含）宣布︰“帝王英雄的傳記時代已經過去了，理想中的新史當是屬于社會的、民眾的。”這就是吳（日含）提出的“新史”的主要含義，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史學》專刊發表的文章大多是研究農民、農民戰爭和匠戶的，研究帝王將相的文章為數很少。這多少包含一些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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