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學”是一門中國土生土長的學問，它的工作範圍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包括音韻、文字、訓詁、版本、校勘諸學；狹義的是專指考訂歷史事實的然否和書籍記載的真偽和時代。總之，它以書籍為主體，要徹底弄明白許多書籍的文字意義和社會意義，來幫助人們了解歷史。到了現在，考據學這個名詞應當改稱為“史料學”。史料學的目的，是從資料的來源和它的真確性以及作者的時代和他的環境等等問題來揭示出每一件資料的本質，認定它是一定的社會環境下的產物，以便人們根據了這樣的分析，進一步綜合某一時代的資料而得著正確的歷史知識。可是這個工作現在還沒有達到讓我們可以隨意應用的高度。郭�若先生說︰“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鑒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又說︰“研究中國古代，大家所最感受著痛苦的是僅有的一些材料卻都是真偽難分，時代混沌，不能作為真正的科學研究的素材。”（十批判書，頁二）這真是郭先生在研究工作上的甘苦有得之言，他所感到的痛苦就是我們讀古書的人共同感到的痛苦。
遠在二千四百年前，孔子的弟子子貢已經覺出周王朝歪曲了被征服的商王朝的歷史所作的惡意宣傳，他感慨地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過了百余年，孟子也看出了周王朝宣傳自己的武功過分超越了實際，又嘆息道︰“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盡心）這都是對于當時統治集團太過提高自身和故意壓低對方的非歷史主義的批評。又過了一百年，韓非感到那些獨樹一幟的家派都把自己的主張說成了古聖先王的言行，混亂了時代，誣蔑了古人，起來詰問道︰“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子?顯學）又過了一百年，劉安們看清楚了游談之士偽托古人以自重的伎倆，把當時情形明白地寫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暗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于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听之，正領而誦之。”又道︰“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淮南子?修務）明明是“新聖人”，卻說是古聖人，為的是容易動听，得以吸引人們的信仰，也可希望統治者替他實現所策畫的政治方案。所以，古書中有偽書，真書中有偽事，這是明顯到無法回護的事情。
可是上面所舉的子貢、孟子、韓非、劉安四人的話，目光雖甚利，只是考據學尚未成立時的一種直覺，並沒有經過深刻的查考。至于切切實實做研究工作，要徹底看出古書的真相的，那必須待至古書已成為研究對象的時候起。就我所見，大約公元第二世紀馬融所作的一篇否定尚書?泰誓的文字可算做考據性的辨偽的第一聲。他說︰“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雲‘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雕。五至，以谷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尚書注疏卷十引）泰誓是漢武帝時所謂新發見的一篇周初的書，當時立于學官，取得國定本教科書的地位。但它在經典上的權威竟不能鼓起馬融的信仰，反給他舉出兩項理由來反對︰第一，其中太多神話，不合于孔子選尚書的標準；第二，古書中所引的泰誓都不曾見于這一篇里。前一項理由很有商量的余地，因為古人本來相信神話（實際上這是秦、漢間人派定周為火德，故有“火復于上”及“舉火”的符瑞）；後面一項卻是顛撲不破的堅強證據。左傳、國語、孟子、荀子、禮記都是孔子以後的書，如果尚書百篇確出孔子所定，武帝時發見的泰誓又確為其中的一篇，那麼左丘明、孟軻、荀卿等所引的泰誓之文便不該不在里頭，為什麼在這一本中都看不見？這本泰誓的文字，為什麼又不見引于先秦諸子？這分明是兩篇文章，一篇是戰國時存在著的，一篇是西漢時偽造的。
自從隋、唐間佛經有了雕板，五代時推廣到儒書，刻了九經和文選等書，北宋時又刻了十五史和諸子等書，學者讀書方便，聞見容易擴大，取證自然豐富；又受了禪宗的“呵佛罵祖”的影響，敢對學術界的權威人物和經典著作懷疑。唐代的疑古者以劉知幾和啖助為巨擘和先導；宋代則歐陽修、程頤等倡之于前，朱熹、程大昌、王應麟等繼起于後︰他們在古書範圍內提出的問題愈來愈多，關于古帝王和聖人在道統說上發生大作用的書，像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孝經、易傳、詩序、書序、孔子家語、孔叢子等等一個接著一個地受到了檢舉，每一問題因討論之多而理由日益充足，考據學就漸漸地成立了起來。不過當時提出的問題雖多，方法和研究工作還是粗枝大葉的，所以夠不上徹底解決問題。
到了清代，學者們的工作方法愈來愈細密，討論的問題雖不太多，然而所討論的問題總是接近于解決的地步。現在，我舉出三件事情，可以作為清代學術的主要收獲的來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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