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因何而偉大

文學的緣故（自序）
真正的天師
經典的律則
文學上的唯美主義與功利主義
祝福感與小說的倫理境界
站在愷撒的對立面
俄羅斯經驗︰文化教養與反對庸俗
懺悔倫理與精神復活
文學與政治的寬門
文學之病與超越之路
托爾斯泰難題
美好人物及其倫理意義——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例
契訶夫︰一只低掠水面的海鷗
樸素而完美的敘事經驗——全面理解契訶夫
高爾基為什麼貶低果戈理
傲慢與黑暗的寫作——評《尤利西斯》
為什麼是庫切
論批評家的精神氣質與責任倫理
文學批評的絕對命令
豬舌檢察者與批評豁免權
小街上的面包店
文學主于正氣說
我看文學獎
水猶如此，人該如何?
真正的文學與優秀的作家
《紅樓夢》的孩子——論《百合花》的譜系、技巧與主題
模仿，獨創及其他——為《百合花》辯護
庸碌鄙俗的下山路——《色‧戒》及張愛玲批判
消極倫理與色情敘事——從小說倫理看《金瓶梅》及其評論
自傳與懷念的道理
《王蒙自傳》︰不應該這樣寫
文學因此而偉大（代後記）

凡事都有個緣故的。這是寶玉的一句名言。他說得不錯。只是，有的事情簡單明白，其緣故自然人人皆知，無須細說，有的事情卻撲朔迷離，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要將其緣故說明白，並不容易。

然而，即令如此，人們卻還是要追本溯源，非得把問題弄清楚才肯罷休。所以者何？因為，很多時候，只有知曉緣故，人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否則，就會像寶玉對黛玉說的那樣︰“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還得你申明了緣故，我才得托生呢！”

其實，文學也是有個緣故的。文學不是無所用心的胡鬧，不是流情蕩志的狂歡，而是一種追求意義的自覺的文化行為。它致力于提高人類心靈生活的境界，使之具有高尚和詩意的性質。將一個簡單意義上的“自然入”，升華為通人情、有教養的“文化人”，這既是教育工作的最終目的，也是文學事業的最終目的︰作家之所以寫作，是為了這個目的；讀者之所以閱讀，也是為了這個目的。

或許，正是因為發現了文學的這個偉大目的，正是因為認識到了文學之所以重要和偉大的“緣故”，歌德才在《歌德談話錄》中反復強調作家的責任和文學的作用。他批評史雷格爾“毫不操心去探索一部劇本的作者替我們帶來什麼樣的高尚心靈所應有的美好生活和高度文化教養”；他以高乃依為例說明作家承擔著培養“民族靈魂”的使命︰“一個偉大的戲劇體詩人如果同時具有創造才能和內在的強烈而高尚的情感，並把它滲透到他的全部作品里，就可以使他的劇本所表現的靈魂變成了民族的靈魂。我相信這是值得辛苦經營的事業。高乃依就起了能培育英雄品格的影響。”

在歌德看來，只有描寫“美好的人”的文學，才能帶給我們積極的影響，才值得我們效法︰“我們不應該認為中國入或塞爾維亞人、卡爾德龍或尼伯龍根就可以作為模範。如果需要模範，我們就要經常回到古希臘人那里去找，他們的作品所描繪的總是美好的人。”他說得對，文學的確應該描繪“美好的人”，因為，主要是通過這樣的人，我們理解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看到了應該追求的生活理想。一位美國哲學家說，“寧與柏拉圖同悲，不與槽豬同樂”。他簡潔而深刻地說明了“美好的人”對于我們的意義︰與柏拉圖一同體驗人生的悲苦，是令人驕傲的，因為那悲苦里有著人性的高貴；像豬一樣享受凍餒無虞的快樂，是令人害羞的，因為那快樂里缺乏最起碼的尊嚴。前者肯定人的價值，後者否定入的價值，——而文學之所以成為人類的一種迫切的精神需要，其緣故就在于，作為一種積極的力量，它表現著對人生肯定的態度，充滿了對生活美好的祈向。

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作詩為人有不可不辨者。……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而文學批評，歸根結底，也無非是個論是非、辨然否、別善惡、分美丑的工作，或者，一言以蔽之，無非是個求“緣故”的事業。寫作有什麼目的？文學有什麼用處？什麼樣的作家才是優秀的、值得尊敬的？什麼樣的作品才是完美的、值得欣賞的？這些問題因人而異，千差萬別，似乎無須深究細問的。然而，如果我們要想深刻地理解文學，要想準確地評價作家和作品，就無法對它避而不談，就必須認真地面對和回答。

關于文藝的目的和功用，長期以來，至少有兩種闡釋尖銳對立，相互摩蕩。“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者的回答是︰藝術是純粹的、無目的的，尤其沒有道德目的，因為，它不過是作家和藝術家的審美感受的“表現”而已。與之不同，“為人生而藝術”的功利主義者的回答是︰一切藝術都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的，都是與人生關聯在一起的，因此，一切藝術都是為了生活、為了人生的，總是包含著對善惡的態度和對是非的判斷。

在我看來，不管有多少理由，都不能把“藝術”與“人生”對立起來，不能把文學與道德和倫理割裂開來。視藝術為藝術，強調美感的意義和價值，固然沒有錯，但是，只有同時把人生當做藝術應該表現的重要內容，只有同時強調道德的意義和倫理的價值，我們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文學。事實上，文學的價值，既決定于它在藝術表現上，達到什麼樣的完美程度，也決定于它在道德詩意和倫理境界的追求上，達到了什麼樣的水平，而在一個文化脫序的消費主義時代，強調後一點，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魯道夫‘奧伊肯在諾貝爾受獎致辭中說︰“尊敬自己及其作為的藝術家不會非難倫理性。具有高度獨創性的藝術家幾乎很少有人信奉對人生采取的純美學見解。”以賽亞‧伯林也在《藝術的責任︰一份俄國的遺產》中說︰“藝術不是新聞，不是道德說教。但並不是說因為它是藝術，它或者藝術家就不負道德責任。”所以，幾乎所有那些優秀的作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精神特征，那就是，都把對讀者產生積極的人格影響和道德影響，當做自己寫作的重要責任和根本目標。

然而，令人憂慮的是，在我們這里，“純文學”成了許多人的文學“信條”。他們把道德和倫理向度的要求，當做對文學的貶低，把政治性的訴求，當做對文學的褻瀆。最終的後果，正像馬斯洛在《動機與人格》中所批評的那種人一樣，我們時代的一些作家對生活抱著一種“絕望”和“玩世不恭”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有時甚至墮落為腐蝕性極強的惡毒和殘酷。事實上，他們拒不承認有可能改善人的本性以及社會，拒不承認有可能發現人的內在價值或者對生活產生一種普遍的熱愛”。這樣，在寫作實踐上，有的作家便放棄了起碼的“道德責任”，任性妄為，肆無忌憚，極力渲染陰暗、病態的情節事象，徹底淪為穢心污目的“消極寫作”的奴隸，成為“私有形態”的“反文化寫作”的犧牲品。

在我的批評話語中，倫理尺度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有人說這是受了業已過時的“蘇俄文學”的影響，有朋友則批評我是著了“左翼傳統和儒家詩教”的道兒。某種程度上講，他們沒有說錯，沒有冤枉我，因為，對俄羅斯的強調道德詩意和精神拯救的“文學綱領”，對中國的“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和“興觀群怨”的文學精神，我的確是向風慕義並積極評價的。其實，公平地說，我之強調文學和批評的“文化”責任和“道德”意識，也是受英國的德萊登、約翰遜博士、馬修‧阿諾德和F‧R‧利維斯啟發和影響的結果。我把《悲劇批評的基礎》、《序言》、《文化與無政府狀態》和《偉大的傳統》當做文化批評和文學批評的經典文本。德萊登說︰“使觀眾在愉快中得到教益是一切詩歌的總目標。”約翰遜博士則說︰“寫作的目的在給人以教導；詩歌的目的在通過快感給人以教導。”後者的另外兩句名言是︰“人只要用理性來思考，就會思考道德問題”；“一個作家永遠有責任使世界變得更好，而正義和美德並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我們有理由相信，正是這些從亞里斯多德和賀拉斯延續而來的思想，鼓勵了馬修‧阿諾德和利維斯，使他們有信心將“文化”和“道德”當做自己批評事業的穩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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