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書生聚集“中央研究院”,留下了無數逸事篇章︰蔡元培、胡適、丁文江、傅斯年、郭沫若、趙元任、陶孟和、董作賓、李濟、顧頡剛、吳
、周一良、王叔岷、費正清、王世杰、郭廷以、雷震、王世襄……這些曾經與中研院有過緣分的讀書人,他們為學問而執著追求的悲喜故事,他們對社會事務孜孜關懷的入世情懷,成為後人津津樂道和緬懷的話題。本書依據多方面史料,並輯錄中研院大事及組織規程,配有八十余幅歷史老照片,追蹤這些曾經的書生之典故和風範,生動講述中研院這方清醇的學術天地,在世變大局里,歷經什麼樣的曲折反復,才得以維存長續。
潘光哲,筆名彭廣澤,1965年生于台北市。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曾任台大歷史系兼任講師、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胡適紀念館主任。專業研究領域為近現代中國史與當代台灣史。著有《華盛頓在中國︰制作“國父”》,編有《容忍與自由︰胡適思想精選》等。
目錄
序言
甲輯
中研院院長和政治︰以蔡元培為中心
開創學術的自主空間︰從蔡元培說起
“獨立之精神”︰從選舉中研院院長的一次故事談起
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
未知世界的冒險和鼓勵︰從一個學術評鑒的故事說起
“進軍西北”︰創立一個研究所的故事
“中央研究院”的任務︰胡適和蔣介石的“抬杠”
再論“中研院”院長和政治︰胡適、雷震和蔣介石
“白色恐怖”陰影下的“中研院”︰從費正清說起
乙輯
“公”與“私”之間︰從丁文江的故事說起
所長所長︰從傅斯年說起
“胖貓”與“小耗子”
胡適和顧頡剛
顧頡剛離開北京
胡適與吳
“戰友”︰傅斯年和吳 的一段學術交誼
自由翱翔的學術天地︰從周一良的故事說起
田野工作,甘苦共之︰從董作賓的一則故事說起
“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從王叔岷的故事說起
為什麼是史語所的“拒絕往來戶”?︰以王世襄為例
丙輯
研究院大事簡編
研究院組織法
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
研究院研究中心組織規程
附錄
劉廣京先生學述
甲輯
中研院院長和政治︰以蔡元培為中心
開創學術的自主空間︰從蔡元培說起
“獨立之精神”︰從選舉中研院院長的一次故事談起
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
未知世界的冒險和鼓勵︰從一個學術評鑒的故事說起
“進軍西北”︰創立一個研究所的故事
“中央研究院”的任務︰胡適和蔣介石的“抬杠”
再論“中研院”院長和政治︰胡適、雷震和蔣介石
“白色恐怖”陰影下的“中研院”︰從費正清說起
乙輯
“公”與“私”之間︰從丁文江的故事說起
所長所長︰從傅斯年說起
“胖貓”與“小耗子”
胡適和顧頡剛
顧頡剛離開北京
胡適與吳
“戰友”︰傅斯年和吳 的一段學術交誼
自由翱翔的學術天地︰從周一良的故事說起
田野工作,甘苦共之︰從董作賓的一則故事說起
“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從王叔岷的故事說起
為什麼是史語所的“拒絕往來戶”?︰以王世襄為例
丙輯
研究院大事簡編
研究院組織法
研究院研究所組織規程
研究院研究中心組織規程
附錄
劉廣京先生學述
序
創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屹立至今八十年,仍是華人學術社群里的巍峨殿堂。在20世紀的華人世界里,戰亂不絕,紛擾不已,研究院的創設、維系、成長和茁壯,實在是歷史的異數。走過八十年歲月的研究院,一路行來,風風雨雨,正也積蘊了無數的逸事篇章,足可啟迪後世。這部小書,就是個人在專業學術領域耕耘之外,略施副力,研治書寫研究院的歷史典故和前輩風範的成果。
當然,史學工作者回首舊軌陳跡,與個人當下的現實關懷,密不可分。這部小書的觀照視野,往往難免反映自身生活世界的感觸所及。例如,筆者述說傅斯年怎麼評鑒吳 的學術業績,釋論青年周一良如何在學術的世界里自由翱翔,講述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研究院曾經意欲“進軍西北”的故事,其實都是對當前學術生產體制的現實,進行歷史的反思,嘗試指陳此際學術生產體制的 “合理性”,並不見得是“理所當然”。對于研究院的學術領袖和政治事務的千絲萬縷,本書也有所勾描。理未易察,善未易明。計較是非對錯,做出打圈或打叉的唯一選擇,往往只會讓復雜多樣的歷史圖像,變得那麼單調失真。
對20世紀的華人來說,開創建立現代現代意義的學術社群,舉步維艱,長路迢迢,研究院的歷史,正是最好的一頁見證;這頁歷史涉及的重層樣態和豐厚意涵,更是多樣難盡。相較于正式的學術研究成果,或是比較全面的歷史紀實之作,這部小書,不過只是研究院璀璨歷史的吉光片羽,絕對不是對這八十年歷史進行全面而成體系的研究。唯則,筆者問學研史致知,總自期能夠盡可能逼近歷史原來本相,還原歷史本來場景。比如胡適怎麼在公開場合反駁蔣介石對研究院的“期望”,筆者的敘述,固然參照當時親歷其境的學界耆老的回憶,卻總希望能夠逼近歷史的本來樣態,遂乃比較各自回憶述說的出人所在,並與既存的文字記錄相對照,庶幾或可求實存真。因此,凡是本書涉及的課題,個人總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多方查找史源,進行研究,述說所本,自需立足于先賢研究業績,或是以個人既有之研究成果為基礎3。為免繁瑣,本書諸文之史源與立論基礎,概列人書末的“征引書目”,以便有心的讀者復核查找。至于附錄兩篇,述說劉廣京與張忠棟兩位教授的學術與生命歷程,既因為他們是恩惠于筆者的業師,遽歸道山以後,筆者感懷師恩,自有彰顯師道行誼的責任與義務,也因為廣京先生是研究院院士,忠棟老師則是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現在的歐美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們的學術業績都和研究院密切相關,也是中研院院史的多重風采的一頁。
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的許多故實陳跡,與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密切相關。因緣所在,實反映個人學術生命的歷練和成長。1995年,承杜正勝與王沉森教授的厚愛,筆者有幸進人史語所工作,主要承擔協助該所珍藏《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俟《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承黃寬重教授之命,筆者又負責整理工韜手稿《蘅華館雜錄》,迄2001年夏竣事。同年8月,筆者即幸運地轉任近代史研究所的專職工作。對于筆者而言,問學求道之路上得以接觸《傅斯年檔案》與《蘅華館雜錄》這兩份珍貴的史料,並參與它們的整理工作,實為罕有之機緣。在史語所工作六年,承乏這兩項工作業務,更是厚植治學基礎最為扎實的訓練過程,較諸少林寺幼稚沙彌之習蹲馬步以立昂揚武林之基,不遑多讓。經此一役,個人治學之所得,永植長存;對史語所先賢前輩的風誼,亦稍有知稔。細數研究院的整體歷史,史語所正與院同壽長青,多少舊事,深富意趣,足可發人深思。筆者既有幸多識與史語所相涉的青史故蹤,偶有思慮,即引征舊檔故書,敷衍成文,自對史語所前輩行誼與互動往來的歷史,勾勒較多,著墨較深。因緣所締,對于杜正勝、黃寬重與王沉森三位教授的厚愛提攜,謹此特別表示謝意。
本書絕大多數篇章的促生園地,是研究院研究人員聯合會出版的《山豬窟論壇》。對于共同參與這項事業的林美容、張茂桂、胡台麗、高明達教授等前輩同仁,以及主編《山豬窟論壇》的陳儀深、楊晉龍兩位兄長,亦特此深致謝悃。“儒以文亂法”,本書的若干文章刊諸《山豬窟論壇》之後,間或引起不同的看法,必須感謝研究院李遠哲前院長與個人直屬長官陳永發所長的寬容涵蓄。南京的邵建先生,多番推薦本書若干篇章轉發于內地的報刊雜志,其誠可感。蔡登山先生積極鼓勵筆者集結這些文字,並為本書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心力,厚情深誼,尤需銘謝。這部小書的問世,如果能夠引起讀者對于研究院歷史的興味,讓公眾對于這方清醇的學術天地,是在什麼樣的世變大局里得以維存長續,能夠略有認識和理解,那將是筆者最大的榮幸了。
當然,史學工作者回首舊軌陳跡,與個人當下的現實關懷,密不可分。這部小書的觀照視野,往往難免反映自身生活世界的感觸所及。例如,筆者述說傅斯年怎麼評鑒吳 的學術業績,釋論青年周一良如何在學術的世界里自由翱翔,講述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研究院曾經意欲“進軍西北”的故事,其實都是對當前學術生產體制的現實,進行歷史的反思,嘗試指陳此際學術生產體制的 “合理性”,並不見得是“理所當然”。對于研究院的學術領袖和政治事務的千絲萬縷,本書也有所勾描。理未易察,善未易明。計較是非對錯,做出打圈或打叉的唯一選擇,往往只會讓復雜多樣的歷史圖像,變得那麼單調失真。
對20世紀的華人來說,開創建立現代現代意義的學術社群,舉步維艱,長路迢迢,研究院的歷史,正是最好的一頁見證;這頁歷史涉及的重層樣態和豐厚意涵,更是多樣難盡。相較于正式的學術研究成果,或是比較全面的歷史紀實之作,這部小書,不過只是研究院璀璨歷史的吉光片羽,絕對不是對這八十年歷史進行全面而成體系的研究。唯則,筆者問學研史致知,總自期能夠盡可能逼近歷史原來本相,還原歷史本來場景。比如胡適怎麼在公開場合反駁蔣介石對研究院的“期望”,筆者的敘述,固然參照當時親歷其境的學界耆老的回憶,卻總希望能夠逼近歷史的本來樣態,遂乃比較各自回憶述說的出人所在,並與既存的文字記錄相對照,庶幾或可求實存真。因此,凡是本書涉及的課題,個人總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多方查找史源,進行研究,述說所本,自需立足于先賢研究業績,或是以個人既有之研究成果為基礎3。為免繁瑣,本書諸文之史源與立論基礎,概列人書末的“征引書目”,以便有心的讀者復核查找。至于附錄兩篇,述說劉廣京與張忠棟兩位教授的學術與生命歷程,既因為他們是恩惠于筆者的業師,遽歸道山以後,筆者感懷師恩,自有彰顯師道行誼的責任與義務,也因為廣京先生是研究院院士,忠棟老師則是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現在的歐美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們的學術業績都和研究院密切相關,也是中研院院史的多重風采的一頁。
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的許多故實陳跡,與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密切相關。因緣所在,實反映個人學術生命的歷練和成長。1995年,承杜正勝與王沉森教授的厚愛,筆者有幸進人史語所工作,主要承擔協助該所珍藏《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俟《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承黃寬重教授之命,筆者又負責整理工韜手稿《蘅華館雜錄》,迄2001年夏竣事。同年8月,筆者即幸運地轉任近代史研究所的專職工作。對于筆者而言,問學求道之路上得以接觸《傅斯年檔案》與《蘅華館雜錄》這兩份珍貴的史料,並參與它們的整理工作,實為罕有之機緣。在史語所工作六年,承乏這兩項工作業務,更是厚植治學基礎最為扎實的訓練過程,較諸少林寺幼稚沙彌之習蹲馬步以立昂揚武林之基,不遑多讓。經此一役,個人治學之所得,永植長存;對史語所先賢前輩的風誼,亦稍有知稔。細數研究院的整體歷史,史語所正與院同壽長青,多少舊事,深富意趣,足可發人深思。筆者既有幸多識與史語所相涉的青史故蹤,偶有思慮,即引征舊檔故書,敷衍成文,自對史語所前輩行誼與互動往來的歷史,勾勒較多,著墨較深。因緣所締,對于杜正勝、黃寬重與王沉森三位教授的厚愛提攜,謹此特別表示謝意。
本書絕大多數篇章的促生園地,是研究院研究人員聯合會出版的《山豬窟論壇》。對于共同參與這項事業的林美容、張茂桂、胡台麗、高明達教授等前輩同仁,以及主編《山豬窟論壇》的陳儀深、楊晉龍兩位兄長,亦特此深致謝悃。“儒以文亂法”,本書的若干文章刊諸《山豬窟論壇》之後,間或引起不同的看法,必須感謝研究院李遠哲前院長與個人直屬長官陳永發所長的寬容涵蓄。南京的邵建先生,多番推薦本書若干篇章轉發于內地的報刊雜志,其誠可感。蔡登山先生積極鼓勵筆者集結這些文字,並為本書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心力,厚情深誼,尤需銘謝。這部小書的問世,如果能夠引起讀者對于研究院歷史的興味,讓公眾對于這方清醇的學術天地,是在什麼樣的世變大局里得以維存長續,能夠略有認識和理解,那將是筆者最大的榮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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