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套以「體」為銓選原則的古詩選本叢書。古人談「體」，實際上含有二義，這一點羅根澤在其所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早有論述：「中國所謂文體，有兩種不同的意義：一是體派乏體，指文學的格（風格）而言，如元和體、西亮體、李長吉體、李義山體┅┅皆是也。一是體類之體，指文學的類別而言，如詩體、賦體、論體、序體┅┅皆是也。」也就是說，在古人所說的「體」中，既有指風格的「體」，又有指體裁的「體」。而在講風格的所謂的「體」中，也包含了以風格為核心而形成的文學流派。這套叢書所說的「體」是指體派的「體」，這一點是需要首先說明的。「文辭以體制為先」，講「體」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尤其是文學觀念自覺之後，文人「體」的意識就更為鮮明。有「體」無「體」甚至成為一個詩人有無成就、影響大小的重要標志，也成為一個時期的文學影響近遠的標志。
一
本叢書雖然側重於詩歌風格，但是講風格不能不先講一講文體，這是因為古代的體類與體派有至為密切的關系。
體類的划分早在先秦就已出現，而且當始於五經之辨。《庄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日：「丘治《詩》、《書》、《禮》、《樂》、《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六經的類分，雖然不能認為就是對文體的認識，但如《庄子·天下》中疑為後人注竄入的文字：「《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⑴對六經不同功能的划分，應當會啟發後人關於文體的分類及對其不同功能的認識。所以六經的類分，當是中國古代又體類分與認識的濫觴。徐師曾《文體明辨》認為文章有體，起於《詩》、《書》，《詩》分風雅頌、賦比興，《書》分辭、命、誥、會、禱、誄六辭，徐氏的說法未必完全准確，但應該說是有一定道理的。
漢成帝時，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奏《別錄》，劉歆成《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詩賦另立一類，雖不能說就是有了明確的文體意識，但是卻有了向辨析文體發展的趨勢，並直接影響到了班固，班固《漢書·藝文志》的《詩賦略》已明顯有了辨別不同體裁的意識。「觀班志之分析詩賦，可以知詩歌之體與賦不同，而騷體則不同於賦體。」到漢末蔡邕，他的《獨斷》把天子下行文書分為四類，日策書，日制書，日詔書，日戒書；臣子上行文書也分為四類，日章，日奏，日表，日駁議，並對每一種文體的用途和寫作要求都作了明確說明，辨體明晰，已經是比較成熟的文體論了。
魏晉南北朝是文體的自覺時期，也是文體論的成熟時期。談到魏晉南北朝的文體論，當然首先要說曹丕的《典論·論文》。在這里，曹丕把文章划分為四科八體，即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八種體裁，又依宜雅、宜理、尚實、欲麗等文體風格，分為四種類型：「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從一開始，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文體論形態。其後桓范作《世要論》論又體涉及到的有序作、贊象、銘誄三篇，論以上諸體之「作體」又較《典論·論文》為詳。到陸機的《文賦》在曹丕八體的基礎上，進而分成十體，即：「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文體風格的把握更為准確，也更向文學靠近。晉代的摯虞撰《文章流別集》，「以類聚區分」，應當就是文體的類分，而且按文體來考察其流變，所以名之日「流別」。從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的佚文來看，這樣的推論應是不錯的，志論就是對不同文體的評論，今存的片段就涉及文體有十一類，因此這部總集應該是古代最早按文體銓選文章的總集。梁時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承襲《文章流別集》，以文體分卷，「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文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分文體為三十八類，幾乎囊括了梁以前的所有文體，文體辨別之細是空前的。而就在同時，著名文學理論家劉勰撰寫《文弋雕龍》五十篇，前五篇是「文之樞紐」，相當於這部書的總論，繼此總論的二十篇就是文體論，論述的文體有三十三種之多，對每一種文體都不但要「囿別區分」，分門別類，而且「原始以表未，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論述每種文體的起源和流變，解釋文體的名稱，評論代表作家作品，說明文體的規格要求。不但辨體，而且明體，文體論之完備和成熟如《文選》，也是空前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