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與夏商起源研究

緒論
第一章 考古發現與堯舜文化研究
一、魯西南考古發現與發掘概況
二、考古學所見四千年前魯西南地形地貌及自然環境
三、考古發現與傳說中的堯舜時代
四、虞為夏朝建立前的一個朝代
第二章 考古發現與夏起源研究
一、夏王朝不是後人的杜撰
二、夏族起源考
三、大洪水的傳說
四、考古學所見大禹治水研究
五、夏朝的政治中心在古濟、濮流域
六、夏文化與二里頭文化
第三章 考古發現與商起源研究
一、商族起源之地考辨
二、商族八遷考
三、毫都考辨
四、商文化的東擴與西進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一 菏澤地區各時代遺址統計表
附錄二 山東省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第1～6批)
附錄三 菏澤地區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附錄四 參考引用論文資料目錄
附錄五 微山湖西岸移民述略
後記

侯仰軍同志的大作《考古發現與夏商起源研究》就要出版了，這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仰軍同志是山東人，原在齊魯書社工作，2006年4月初我應菏澤歷史文化與中華古代文明研究會之邀，前往菏澤地區考察那個地方的古代文化遺址，他作為該研究會的副會長，與研究會會長潘建榮同志幾乎天天陪着我到各個捆堆轉悠，令我十分感動。那時他才從山東調到北京工作不久，同時帶職攻讀山東大學考古學專業的博士學位，由於對地方歷史文化懷着濃厚的興趣，就選擇了這個題目做他的博士論文。現在，這篇博士論文已獲得通過，且經過修改，即將付梓。承仰軍同志信任，要我為他的論文作序，我也正好有幾句和這個論題有關的話，想在這里提出來，向作者與諸位先生請教。

夏商時期屬於現在考古學所稱的「原史」時期。刈於這個時期歷史的研究，考古資料與文獻資料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而將這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則是研究取得進展的關鍵。這些道四！，相信大家都很明白。然而從目前研究的實際效果看，這種結合J．l；做得不那麼理想。不是說這方面的文章寫得不多，書出得不夠，而是研究的深度不夠，問題真正得到解決的不多，為學術界一致認可的研究成果不多，許多結論經不起推敲。問題出在哪里呢？我認為，出在對這種結合的簡單、機械的理解上。一個最明顯的表現，便是不少人喜歡在某個考古文化與某個王朝的文化或某個復雜社會的文化之間畫上等號，如稱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下七垣文化就是先商文化、岳石文化就是東夷文化，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某過於稱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這完全是一種簡單化的做法。且不說文獻記載夏王朝的活動地域與其活動時間同二里頭文化並不十分吻合，就是從一般考古學原理來說，將一種考古文化與一個王朝居民留下來的文化遺存說成是一回事，也是完全說不過去的。當代西方著名考古學者布魯斯·炊格爾（B·C·Trigger）就曾指出，考古學文化概念只適合於研究小規模的、相對封閉且較為定居的史前文化，對於復雜社會，由於其社會和經濟的差異會造成文化上的多元′性，因而考古學文化在觀察這樣的社會時就成了不適當的衡量手段（布魯斯·炊格爾《時間與傳統》，三聯書店，1991年，第126頁），像夏王朝這樣的政治實體，應當不僅已進人復雜社會，且已進人了國家社會，怎麼可以和一個單純的考古學文化相對應呢？我在很早以前就表示過，我們只能承認二里頭文化所跨越的某一時間內，在它的某一地域，可能包括有夏后氏活動的遺跡，不贊成將二里頭文化整個地歸於夏文化。最近，李學勤先生也不止一次地談到考古學文化與古代王朝之間的關系問題，認為一些學者在這二者之間畫上等號的做法是不合適的。他明確表示，像岳石文化分布的一些地區，文獻明明提到夏人的部族在那里活動過，怎麼可以把它們排除在夏文化范圍之夕卜呢？就當前考古工作的實際進展看，一些地方發現的可以同文獻所述夏王朝活動地域相互印證的考古文化遺跡，早已突破了二里頭文化分布的范圍。如河南濮陽帝丘古城下面疊壓着的大片龍山時期的堆積和夯土層，通過同《左傳·僖公三十一年》的有關記載相互對照，已可證明這里是夏代早期的一處大型遺址，並很可能是夏后相甚至夏禹的都城。然而抱着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這個看法固定不變的學者卻似乎對之不屑一顧，這種態度怎麼能說是實事求是，又怎麼可以推動夏文化探索的進一步發展呢？

侯仰軍同志這篇論文的最大優點，我認為就在於比較好地做到了文獻與考古材料的有機結合，他沒有簡單地在夏、商文化與某個考古文化之間畫等號，而是通過對文獻記載與夏商起源有關的歷史事件、人物及有關居邑的仔細考察，再引以與一些具體的考古發掘的資料，包括古文字資料相互對勘，最終得出自己的結論。如本書所安排的「考古發現與傳說中的堯舜時代」、「考古學所見大禹治水研究」、「毫都考辨」等章節，均體現了這樣一種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其中提出的許多論點，也是信而有征的，相信讀者在閱讀本書后，會有不少的收獲。

夏商起源問題屬於我國古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還有許多待解之謎，期望作者與各位同仁繼續努力，為這項工程做出自己應不］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