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大師的軌跡》寫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傑克
貝蒂是研究德魯克的權威人士。他曾做過美國《大西洋月刊》的編輯，為了撰寫《大師的軌跡》一書，他研究了大量的關於德魯克的史料，還多次登門拜訪德魯克以求證一些事件的細節。該書對德魯克的研究從1914年到1994年，地點從奧地利、德國、英國到美國和日本，內容涉及德魯克25本主要著作，涵蓋了德魯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管理等方面的思想。所以我認為，用「大師的軌跡」來概括該書豐富的內容是合適的。我第一次看到該書，是2000年在德魯克管理研究生院學習時，我偶然翻到Chapter6
InventingManagement（第6章發明管理的人），一下就被作者優美的文字和翔實的史料吸引住了。感謝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分社給我這個機會和讀者來分享該書的精彩篇章。
彼得·德魯克最早的記憶始於1914年8月奧匈帝國的維也納，他只有5歲，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德魯克的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度過的。戰爭帶來的不僅是恐懼，還有飢餓。德魯克在他的自傳《旁觀者》中意味深長地說道：「像每個維也納孩子一樣，我也是赫伯特·胡佛救的。他的食物賑濟組織提供了學校午餐，這些午餐使我后來一直對麥片粥和可可茶厭惡之極——但是毫無疑問，這些東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也拯救了歐洲大陸數百萬孩子們的生命。」奧匈帝國的政府對在飢餓中掙扎的臣民毫無幫助，而一個外國的「組織」卻能拯救他們的生命。這也就是德魯克把組織看做一種人類創造性工具這一概念的形成根源。同時，也能使我們理解，為什麼德魯克在一生中始終以不同的形式幫助非營利組織。他堅信：非營利組織的使命在於改變人類的生活。
德魯克的父親阿道夫 德魯克是一位經濟學家，美籍奧地利著名經濟學家、創新理論的鼻祖約瑟夫 熊彼特就是阿道夫·德魯克的學生。彼得
德魯克的母親卡羅琳學的是醫學——這在當時的奧地利婦女中非常少見。這也許能解釋為什麼在德魯克的管理學中有許多醫學的類比。德魯克把「企業」看做一個有機體，是社會的「器官」，而器官的壽命不會長於它效力的機體。這樣的家庭背景也使我們能理解為什麼德魯克把理想的經理人比喻成樂隊的指揮。
德魯克17歲時去了德國的漢堡，他本應在漢堡大學學習法律，結果，他在漢堡一年半的時間里，一次法學課都沒有聽過。相反，他周一到月五的每個晚上都到漢堡的市立圖書館讀書。他每周去一次漢堡歌劇院，在那兒，他有了一次改變人生的經歷。19世紀意大利偉大的作曲家威爾第（Verdi）所作的最后一部歌劇《福斯塔》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對於來自音樂之鄉的德魯克來說，這部歌劇的完美使他感到震撼（德魯克的父親阿道夫
德魯克創辦了「薩爾斯堡音樂節」）。德魯克到圖書館去查找威爾第的背景資料，他驚奇地發現，威爾第於1883年（時年80歲，當時歐洲男子的平均壽命只有50歲）譜寫了他最后一部歌劇《福斯塔》。威爾第在談到創作最后一部歌劇《福斯塔》時說道：「我一生都是音樂家，且一直極力達到完美的境界，而我一直很困惑自己是否已達到這個境界，只是下定了決心再努力一試。」這段話成了德魯克一生追求完美的座右銘。德魯克立下誓言：如果我能活到80歲，我就要寫到80歲。德魯克以他的實際行動履行了他的諾言，他在從85歲到95歲這10年中，又出版了10本著作，以每年一本的速度為人類貢獻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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