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新說

兵法共此生（代序）
一、兵聖孫子
二、風起樂安
三、銀雀驚世
四、舊題新說
《計》篇新說
《作戰》篇新說
《謀攻》篇新說
《形》篇新說
《勢》篇新說
《虛實》篇新說
《軍爭》篇新說
《九變》篇新說
《行軍》篇新說
《地形》篇新說
《九地》篇新說
《火攻》篇新說
《用間》篇新說
五、孫學驪珠
六、超越兵法
七、附：《孫子兵法》原文與今譯
（一）《孫子兵法》原文
（二）《孫子兵法》今譯
後記

我一介書生一頭闖進軍事天地，彈指間，竟然過去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過去了，許多往事已不復記憶。但是，1963年古代兵法研究室主任李大磊將軍在我報到時與我的談話至今還言猶在耳。他說，古代兵法研究室是院長兼政委葉劍英元帥指示設置的科研單位，成立才兩年，正是要人之際，特別需要你們這些大學生來開掘祖國的歷史瑰寶。從事這項工作是要干一輩子的，要下決心埋骨紅山（軍科院位於紅山南麓），要有使命感、責任感。要耐得寂寞，耐得清貧。當時，我聆聽着這位抗日戰爭時期邯鄲地區李向陽式的英雄人物（他當時任團長）的話，看着他慈祥和悅的面孔，一種庄嚴神聖之感油然而生。

參軍從戎，不是我的初衷，卻是我的幸運；研究兵法，不是我的選擇，卻符合我學術報國的志願。

古代兵法研究確實是一個特殊的領域，面對那散發着異味的線裝書、冷僻怪異的兵法術語，一時很難適應。工作中，我明顯地感到自己的差距太大，必須從零開始，奮起直追。為了適應工作的需要，完成領導賦予的任務，我確曾不惜燭薪之耗，夜以繼日地讀書。軍科圖書館館藏的古代兵書之多，在全軍乃至全國都是數一數二的。「文革」前的兩三年，我幾乎把上千冊兵書生吞活剝地瀏覽了一遍。當時我就是懷着一種近乎幼稚的想法，想看看古代兵法究竟是怎樣的情形，它有哪些書，書中講的什麼內容等等。幾年下來，對古代兵法總算是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懂得了一點人手的門徑。

對於工作，我們那個年月，確實如常言所說「我是革命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沒有多少個人的考慮。但是，「文革」的重創使我對古代兵法研究，對軍事歷史研究，嚴重地動搖了。當時，在對「封資修」、「大洋古」的大批判中，不僅古代兵書被棄如敝屣，知識分子被視為異己，甚至稍有不慎就被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我們那一批同期入伍的大學生，不少人復員的復員，轉業的轉業。1970年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心情十分苦悶，自己也覺得古代兵法，故紙堆，沒有用處，想改行。

這里，不能不提到我的母親翁淑馨。在我身上不僅流淌着她的血液，也灌注着她的靈魂。她為我多次把握着人生的航向，這次又是她改變了我的想法，使我繼續堅持本職工作。她的祖上是可以稱得上書香門第的名門望族，她本人卻飽受磨難，經歷過革命戰爭的洗禮，通達世事。她多次來信鼓勵我不要放棄古代兵法研究，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語日名將不讀兵書，此非定論，如張良受書老人也。日：讀此可為帝王師。陳平家貧好學，六出奇計，遂定天下。關公、杜預、狄青、岳飛之倫，均以好左氏傳著名，而陸遜、虞允文競以儒生建戰場之偉績，挽未造之頹風，則高談時務者正不可輕量書生也。」

她的來信，對於我無異於醍醐灌頂。我一讀再讀，受益良深。再加上她還以自己曲折的革命經歷告誡我如何對待人生的挫折，使我增強了信心。至今想起，仿佛她老人家音猶在耳，容猶在目，撫今思昔，不勝噓唏。

在「文革」中，軍科院的研究工作算是較早轉入正軌的。自1971年整編后，我們第三研究室開始為編寫中國軍事史做一些前期研究，因為人員少，年輕人更少，領導上給我壓任務，我也都欣然接受，積極完成，諸如審校《中國歷代戰爭年表》，撰寫《毛主席著作中以弱勝強的十個戰例》、《中國北方古代戰例選編》、《中國古代戰爭戰例選編》（內部本）以及參與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研究等等，我的工作量都比較大。

出版了看得見的成果，得到領導重視，受到領導表揚，對本職工作的興趣也在不知不覺中濃厚起來。

對於兵法研究，在志趣上、在學術上真正得到一次升華、一次洗禮是1975年以后。當時，《孫子兵法》研究的大師、革命老前輩郭化若將軍從南京軍區副司令調任軍科院副院長。郭老調來之前，毛主席有一個批示，要他「對所著《孫子今譯》寫一個批判吸收性的序言，可以再版」。宋時輪院長指定了三個同志協助郭老修訂《孫子今譯》，我是其中一個，也是年紀最輕、官階最低的一個，另外兩位都是正軍級的老干部。包括郭老后來一本《孫子譯注》在內，我在郭老指導下工作了好幾年。

郭老既是經師又是人師，我不僅在一個難得的寬松的環境里親炙他的教誨，追隨其杖履，學習他點石成金的研究方法，而且我也從他那里學到了怎樣做人做事，特別是他刻苦鑽研的敬業精神，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使我終生受益。早在1938年，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開始研究《孫子兵法》，「文革」中又因為《孫子兵法》研究遭到無理的批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初衷不改，矢志不移。

他是名將，又是大師。他身經百戰，軍事素養深厚，但是不驕不躁，為了落實毛主席指示的寫好「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我陪他先后訪問了胡喬木、胡繩、鄧立群、楊寬等好幾位大學者。他們對郭老的《序言》初稿認真地閱讀，坦誠地發表意見。他們的高談闊論，真使我大開眼界，讓我進一步看到了古代兵法的價值，懂得了學習研究它的重要意義，也學得了一些學問之道。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對古代兵法研究從「任務」向「興趣」轉變的標志大概要算1983年《孫子兵法淺說》一書的撰寫。這是我研究《孫子兵法》公開發表的第一部著作。

《孫子兵法淺說》不僅是我的處女之作，也是我后來在《孫子兵法》研究上得到多方面發展的奠基之作。撰寫與出版這本書，從創意到寫作自始至終都得到了郭老的鼓勵、支持和幫助。

當時，郭老已是接近80高齡的老人了，工作又忙，但是，他對於我的提問，我的疑難，總是不厭其煩地給予解答。他那循循善誘的風范，至今想來，歷歷在目。他那誨人不倦的精神，令人難以忘懷。

初稿寫出后，郭老不僅審閱了全部書稿，提出了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見，還為我這本學步之作題寫書名，親筆作序，並在《序》中特別寫道，說我對他的「《孫子今譯》前言的改版和注釋，也費了一番力量相助，從而也就加深了對《孫子兵法》的興趣。」

收到郭老的賜序，心情十分激動，十分感激，特地到郭老家中當面致謝。郭老很健談，也喜歡與我們年輕人閑談。聽他談話，如沐春風，如飲甘露。他的官大，但從不頤指氣使；他是大師，卻樂於獎掖后進。記得那天談到我對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解與他不同時，他笑了，說：「搞學術研究要允許別人有不同觀點。你的書，如果都與我的書相同，那豈不把你自己否定了；如果都與我不同，那豈不又把我否定了。有所同，有所不同；有所繼承，有所發展；有學習借金監，又有獨立思考，人類才能進步。我已老矣，你還年輕，《孫子》研究，古代兵法研究，薪火相傳，下一步的接力棒就歷史地落在你們身上了！」

1995年，享年91歲的郭化若將軍病逝。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際，我在《解放軍報》發表題為《緬懷儒將郭化若》的紀念文章。2004年，軍事科學院隆重舉行郭化若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我被指定作大會發言。與此同時，我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志壯情深的革命詩史——為紀念郭化若將軍百年誕辰而作》一文。郭老偃蹇匡床時，我曾懷着沉痛的心情設靈堂，書挽聯。后因出差，未能參加對他的告別儀式，深感遺憾。現在僅以以上文字權作心香一瓣，寄托我的哀思。

《孫子兵法淺說》僅是一本10萬字左右的小冊子，20多年來，多次重印，頗受讀者歡迎。一本名為「淺說」的著作，為什麼會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和好評呢？原因在於，我打破了注釋、翻譯的傳統著作模式，對孫子十三篇每一篇的核心思想都進行了提煉、概括和闡述。為了探索《孫子兵法》的成書時代是春秋而不是戰國，我將記載春秋軍事史的主要文獻《左傳》中的戰例分門別類地從頭到尾梳理了一遍，並在《淺說》中全部引用春秋時期的戰例來論證孫子的觀點，從而得出了《孫子兵法》完全有條件成書於春秋時期的結論。

又如，當時有一種觀點，認為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是唯心主義的。我在《淺說》中對「不戰而屈人之兵」重新進行了詮釋，肯定了其合理意義，明確提出，如同老子的思想核心是「道」，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一樣，孫子的思想核心是「全」，即「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應該說，這一論點，在孫子研究史上具有一定的意義。其后，我又在《析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軍事科學》1988年第1期）及《不戰而屈人之兵與威懾戰略》（《徜徉兵學長河》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中進一步全面系統地闡述和發揮了這一觀點。

五年之后，我又出版了關於孫子研究的第二本專著《孫子兵法新論》。《新論》之新，主要體現在突破了以往平面圖解的孫子研究模式，將孫子的軍事思想概括為安國全軍的慎戰論、謀深慮遠的先勝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論、威加於敵的伐交論、縱深奔襲的突襲論、攻虛擊弱的易勝論、示形動敵的致人論、因利制權的任勢論、兵以詐立的詭道論、奇正相生的陣法論、用兵八法與十圍五攻的常法論、令文齊武的治軍論、五德兼備的將帥論、因糧於敵的后勤論、九地六形的軍事地理論、剛柔皆得的戰道論等十六個方面，並結合古今中外的戰例進行闡釋，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可以說，這是我將《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爭理論相結合進行研究的產物。如果說《淺說》是對《孫子兵法》的解讀的話，那麼，《新論》便可以理解為對《孫子兵法》的解悟。

今天這本《孫子兵法新說》與《孫子兵法淺說》前后相距25個年頭，對《孫子兵法》的解讀、解悟也有了很多的不同。這諸多的不同，或許就是進步，就是新意之所在。因此，在對《孫子兵法》的理解上，《新說》同《淺說》凡有抵牾、矛盾之處，均從《新說》，這是要特地申明的。《新說》以《十一家注孫子》為工作本，並將原文、譯文附於書末。《十一家本》同其他諸本的優劣異同，則擇其要者於書中加以闡述。

《淺說》的寫作形式是串講，《新論》的寫作形式是分論，打破了《孫子兵法》原來的體系結構；《新說》的寫作形式又是串講。表面上看，似乎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然而這或許是一個升華，是從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進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進到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境界。

原來，《孫子兵法》這座「山」不是平常的「山」。它是兵法，又不是平常的兵法。它既不同於中國其他的兵法，更不同於外國的兵法。它蘊含了一種精神，這種精神體現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的情操、價值和生命力。要懂得它、理解它，必須靠心領之，神會之。我至今並沒有完全理解它，只不過是進入到理解的層次而已。然而僅僅達到了理解的層次，我就用了整整廿五年，不，是用了我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

對《孫子兵法》，每讀一次就有一次新的感受，新的理解，新的認識，新的領悟。老實說，我這一生啃得最仔細的書莫過於它。學習它，品味它，是一種享受。閱讀《孫子兵法》不必用紅藍鉛筆標記重點，因為它字字珠璣，都是要言妙句。它那古老的命題，仿佛一個個神秘的符號，一扇扇神奇的大門，一座座誘人的寶庫，等待你去破譯，去發現。每當我有一點心得，便有如在黑暗中看到一縷亮光，令人神往。

正當我像蠶蟲開始吐絲的時候，組織上對我也更加關懷，更加重視。1985年，提前晉升我為副師職，1988年任研究室主任，同年職稱評定為研究員。先后任碩士生、博士生導師，1987年被評為全軍優秀科研工作者，1991年首批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1998年獲軍事科學院重大貢獻獎。

隨着歲月的流逝，對於軍科，我愈來愈有一種老死此地的歸屬感，對於古代兵法研究也愈來愈有一種不容旁貸的責任感。

歷史把我們推向了古代兵法研究的前沿，時代賦予了我們承接祖國軍事文化瑰寶的重任，這是國家的需要，軍隊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是不容推托的，也是不容遲疑的。我覺得，所謂責任感、使命感就是把繼承和發展祖國優秀的兵學文化視為自己畢生為之奮斗的事業，既要珍視它，也要捍衛它。無論珍視還是捍衛，都應當是自覺的行為，無私的行為。

我想，這種責任感不僅表現在完成領導賦予的研究任務，更在於主動地、自覺地去爭取任務，完成任務。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從醞釀到成立可以視為一個典型的例子。

早在1988年秋，戰略部部長謝國良將軍對我說：「我們應該成立一個《孫子兵法》研究的學會，以便與軍內外乃至國內外的同行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真正起到弘揚兵學文化的作用。你們三室就負責具體的日常工作。」我覺得他的這個想法很好，只是擔心上級領導會不會批准。因為軍科院在歷史上就沒有組織成立過這種學會。謝部長說，上面的事由他去辦，讓我只負責籌備事宜。最后，此事經過多方努力和協調終於得到總政治部和國家民政部批准，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於1989年5月正式成立。謝部長任研究會會長，我任副會長兼秘書長。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一經成立，就如橫空出世，1989、1990、1992年連續舉辦三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迄今已召開了七屆國際會，國內外學者濟濟一堂，交流學術，受到學術界普遍的關注和好評。為了使會議圓滿舉行，我作為大會組委會秘書長（后幾屆任顧問），傾注了大量心血。

2002年底，我退休了。從在職到退休，無疑是人生的一大轉折。仿佛駕駛着一條船從浪濤中駛進了港灣，本以為從此可以過一種悠閑、靜謐的生活，但是，兵法研究仍然使我魂牽夢繞。我總在想，面對信息化時代的來臨，戰爭形態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軍事文化如何與現代化對接，如何與西方軍事文化對接，這個問題必須解決，這個門檻必須邁過。在軍事學術上，特別是在戰略研究上，只了解現實，不了解歷史是跛足學者；而只了解歷史，不了解現實，則是盲目學者。

我深深體會到，包括《孫子兵法》在內的軍事學是一門異常嚴肅的學科，軍國大事，不容空腹高心，亂發議論，特別是一些現實課題，一文一書，一字一句，責任重大。軍事學又是一個學科密集的領域，例如古代兵法研究，不過是軍事學的分支學科軍事思想下屬的一個分支。即使是這樣一個三級的分支學科，過於單純的文化素養也是很難勝任的，它要求具備多方面的知識，除了軍事學知識之外，還要懂得歷史學、哲學，古代漢語、校勘學、文獻學乃至譜牒學、歷史地理學等等學科的相關知識。

培根說得好：「進人學問的世界必須像赤子一樣。」中國古代兵學深不可測，《孫子兵法》博大精深，以之同西方軍事著作相比，中國的古代兵法要深沉得多，高明得多，厚重得多。中國兵法如草書，筆盡而勢不盡；西方兵法如楷書，字終而意亦終。二者確有高下之分。

兵法之事，人妙易而入神難。西方文化崇尚奇妙，精確制導，百發百中；而中國文化崇尚神奇，追求一種境界，諸如「爭棋無名局，善戰無勇功」、「止戰無與戰」、「沖動無戰略」、「無招勝有招」、「四兩撥千斤」等等，西方人不易懂，就像他們不了解中國國畫的風中之竹、水中之魚，中醫的「司外揣內」，辨證施治一樣。

如果說中國古典兵學是一座高山，那麼，《孫子兵法》就是這高山之巔。前人雲「會通之時人已老」，對於我們這種才智平常的人，雖然已老，對《孫子兵法》的研究仍然未能實現「會通」，未能登上它的山巔。我想，那些達到「會通」之境的人，除了他們具有豐富的實踐條件之外，天資聰穎，刻苦勤奮也是重要的因素。高山仰止，我還要攀登。「我倘能生存，我仍要學習」，魯迅先生的這句名言就是我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