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歷朝與各國交流頻繁,自漢朝以來,除本土宗教道教外,各宗教陸續傳入中土,如佛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中國民間崇拜隨著年月增長,不斷成長及演化,于百姓的思想及日常生活中佔一重要席位。民間崇拜成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支配百姓的思想、道德、行為等,亦反映出中華民族的心理、信仰觀念及生活習慣等。

《中國民間崇拜》十卷,譯自法國耶穌會士祿是遒神父的原著《Reserarches into Chinese slaperstition》(英譯本)。該書法文原著于1912年後陸續出版,後由愛爾蘭籍耶穌會士甘沛澍和芬戴禮翻譯成英文十卷本通行于世,集中國和西方學者早期研究中國民間宗教之大成。

祿是遒吸收了同在徐家匯研究中國民間宗教的黃伯祿神父的中文文獻研究成果,加上他幾十年的不懈調查,對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信仰活動,做了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收集和描述。

祿是遒(Henri Dore,1859-1931)神父,生于法國,在勒芒神學院預科畢業後,于1882年晉鐸。因國內反教風氣嚴重,他去蘇格蘭加入耶穌會。1884年來中國,用一年時間在上海學習了中文口語和寫作,去安徽傳教,直到1895年因健康問題回到上海。在徐家匯耶穌會總部進修、療養一年後,又到江蘇各教區傳教。祿是遒神父一直在“兩汪總督”管轄範圍之內,即天主教法國耶穌會巴黎省負責傳教的“江南教區”農村工作,歷三十多年。

上海西郊的徐家匯,是法國耶穌會在江南傳教事業的後方基地,祿是遒神父常常回到上海,從事避靜、進修、研究、療養和教學活動。1918年以後,因積勞成疾,患上了慢性腸胃病,健康每況愈下”他就留在上海,在耶穌會徐家匯住院專事砑究工作,同時,在上海主教區的董家渡沙勿略堂講遣,在盧家灣晨旦學院講課,在洋涇(�兵 bang)救濟院做慈善工作。1931年12月,經長期病痛之後,他在徐家匯路(今華山路)聖母聖心會的普愛堂(241弄7號)去欄。享年72歲,留居江南47年。
 

目錄

出版前言
“中國民間崇拜”中文版序/李天綱
《歲時習俗》英譯版離/甘沛澍
崇拜儀式
招運載
搶童子(搶大仙)
香壇
木人——紙人
與建造房屋有關的迷信儀式
許願
賭咒(發毒誓、詛咒)
拜弟兄
避邪物件
天信
太陽經和太陰經
玉皇大帝頒發的赦令
佛珠
燒平安香
香及其用處
打水椿
做踅子
海州道奶奶
中國的神佛聖誕及宗教節日歷表
中國的節慶習俗
新年(除夕)過年
大年初一(早上)
農歷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
農歷正月十五
農歷五月初五端午節
農歷臘月初八吃臘八粥
赤喜粥的功用
被賦予神奇力量的動物、樹木和植物

鳳凰
麒麟

狐狸精

仙鶴
公雞
貓子
具有象征含義的動物
神奇的樹木和果實
奇特的植物和花朵
 

祿是遒(Henri Dore,1859-1931)神父,生于法國,在勒芒神學院預科畢業後,于1882年晉鐸。因國內反教風氣嚴重,他去蘇格蘭加入耶穌會。1884年來中國,用一年時間在上海學習了中文口語和寫作,去安徽傳教,直到1895年因健康問題回到上海。在徐家匯耶穌會總部進修、療養一年後,又到江蘇各教區傳教。祿是遒神父一直在“兩汪總督”管轄範圍之內,即天主教法國耶穌會巴黎省負責傳教的“江南教區”農村工作,歷三十多年。上海西郊的徐家匯,是法國耶穌會在江南傳教事業的後方基地,祿是遒神父常常回到上海,從事避靜、進修、研究、療養和教學活動。1918年以後,因積勞成疾,患上了慢性腸胃病,健康每況愈下”他就留在上海,在耶穌會徐家匯住院專事砑究工作,同時,在上海主教區的董家渡沙勿略堂講遣,在盧家灣晨旦學院講課,在洋涇(�兵 bang)救濟院做慈善工作。1931年12月,經長期病痛之後,他在徐家匯路(今華山路)聖母聖心會的普愛堂(241弄7號)去欄。享年72歲,留居江南47年。

傳教士研究中國民間宗教,動機非常自然,他們需要了解當地宗教狀況,以便傳教。祿是遒神父研究中國民閩宗教,起因也是傳教。按本書序言的交代,作者出版這一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在鄉間的同事們,即那些新近從西方到達,還不了解中國人宗教狀況的傳教士們。這些人總有一天要踫到民眾的宗教信仰問題,因此,他們必須對中國人如何恩想,他們的信仰和崇拜方式有一些了解。有此配備後,他們就會少冒犯下些當地人的成見,可以“更好地推進將基督教真理植入這塊土地的偉大工作”。除了這個審慎傳教的目的,即按照作者的設想,把中國人的民間崇拜方式整理出來,供傳教士查閱,不要無故冒犯中國人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實用目的:一、為從事“比較宗教學”的學者,提供一套研究東方信仰的範本;二、給一般讀者提供一種讀物,用以了解下層民眾信仰中的“中國的真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處于講“科學”的十九世紀,宗教研究也漸漸“科學化”。祿是遒神父已經不能再孤立地使用基督教神學來評判“異教”,必須結合“比較宗教學”、“人類學”等科學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囿的民間宗教。按他的意思,重要的不是批判“迷信”,而是要揭示一個“真正的中國”。祿是遒以為,上海這樣的通商口岸,能夠引領中國的理想,卻不能代表中國的真實,他說:“真正的中國,在通商口岸城市很少存在。文明在這里起著作用,將中國人提升剄一個比其鄉村同胞較高的層面。所以,誰要想研究中國的真實生活,就必須在遙遠的地區,即一些離奇的老鎮,一些邊遠省份的隱蔽村莊來觀察中國,這就是傳教士所作的。”為此,祿是遒作為傳教士在汪蘇、安徽兩省二十多年,從事左右中國人社會和家庭生活的宗教,和其他無窮無盡的迷信的研究。“他訪問了市鎮、廟宇和寺觀,向人們詢問神公、神母、地方神祗和神仙人物,為他未來的巨著收集了珍貴的材料。”這種“田野調查”,已經接近了現代人類學的方法。祿神父的研究,雖然還殘留著基督教神學的痕跡,例如他還常常會直接表露對中國人的迷信行為的鄙視和批評,但是總體上來說,他的研究屬描述性的,是力求客觀的,因而大致符合作著預想中的“科學”方法。

作者雖然力求“科學”,但我們也不能說《中國民間崇拜》已經是一部擺脫神學氣息的科學著作。在一百多年前人類學、社會學、比較宗教學草創時期,一個天主教耶穌會士必然還會有很多“非科學”的關懷。正如作者交代的,這套書的主要讀者,是他的傳教士同事,其次才是一般西方讀者。這樣的讀者定位,以及作者自己的價值傾向,使得本書對中國的民間崇拜作出符合時代的評判。比如,作者和譯孝們,把“符咒”判斷為“迷信”,指出它們“在人們中激起一種求利與恐懼之心,遠勝于真正的(對于上帝的)崇尚和榮耀。任何訪問過中國都市寺觀的人都很容易發現這點。它也助長了多神論傾向,從而導致對于上帝的忽略”顯然,這是用基督教“一神論”和“基督論”作為判斷標準,說他們是“基督教中心論”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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