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民間崇拜‧符咒說文》為《中國民間崇拜》(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叢書第三卷,涉及符咒和咒語的類型、書寫方式以及注解。此前兩卷的內容涵蓋了教義和流行觀念,在本卷,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民間習俗的本質和內在邏輯。在法語版叢書中,作者將其作為第五卷出版。這是由于在闡釋那些深奧的教理、奇幻的創造、道教和佛教哲學的混雜時,作者遭遇到困難,而這種困難正是符咒書寫的基礎。


作者簡介︰祿是遒(Henri Dore,1859-1931)神父,生于法國,1884年來到中國。他在上海和江南一帶傳教達三十多年之久,在上海、江蘇、安徽和全國各地調查中國民間的迷信習俗,並收集了大量包括中國年畫、符咒在內的民俗圖片資料。後因健康受損,回徐家匯藏書樓工作,從事著述、研究和教學活動。1931年12月在上海去世。《中國民間崇拜》(法文本)是祿是遒神父花費畢生精力,結合文獻研讀和田野調查,撰寫而成的關于中國民間宗教的惶惶巨著。
 

目錄

出版前言
“中國民間崇拜”中文版序
《符咒說文》英譯版序
治病符 吉祥符 祈請符
基本要素
驅邪術語
代表幸福,好運,邪惡或不幸的術語
按數字排序的宇宙與神話元素
傳說中有象征意義的動物
雙關語,一些符咒的起源
稀奇、簡略的古老畫符形式
催生符
其他催生符
傳自老子的洗罪符
確保順產的符
幫助游魂得生的符
開啟佛教極樂世界大門的符
曉諭陰間閻王的符
撫慰死于分娩女人的符
為吊死者亡靈制作的符
為被殺害者亡靈所繪的符
為惡鬼纏身者靈魂制作的符
為冤死者制作的符
為傷損或不治身亡者繪制的符
為拯救溺水身亡者靈魂繪制的符
催促獄死者轉生的符
撫慰誹謗受害者的符
撫慰死于誤診者的符
破佛教地獄的符
驅邪符
道士驅邪烈(打醮時超度亡靈)
道士的驅邪符
御火符
治愈子鼠年生人的符
治愈丑牛年生人的符
治愈寅虎年生人的符
治愈卯兔年生人的符
治愈辰龍年生人的符
治愈巳蛇年生人的符
治愈午馬年生人的符
治愈未羊年生人的符
治愈申猴年生人的符
治愈酉雞年生人的符
治愈戌狗年生人的符
治愈亥豬年生人的符
驅避1907年時疫的符
另一種驅避時疫的符
道教驅避傳染病的符
止咳符
止吐符
治愈心悸的符
退傷寒高燒的符
治胃痛的符
治浮腫的符
治各種心、頭、胃痛的符
與前述功效相仿的符
止咳符
治眼痛符
平喘符
清痰符
治肺和胸腔炎癥的符
治多汗的符
退燒符
解除傷心和憂慮的符
另一道驅除恐懼的符
另一道退燒符
抗昏厥囈語的符
減輕腹痛的符
止瀉符
佛教催生的符
另一道抗囈語的符
消腫的符
佛教治眼痛的符
避惡鬼符
治未知或奇怪疾病的符
止鼻血的符
治乳痛的符
保佑臨盆產婦的符
佛教的順產符
治肋部疼痛的符
治胃痛或胃炎的符
另一道還魂符
佛教治百病秘方
道教治百病秘方
解(日者 shu)符
萬靈符
甘露符(天降的甘露)
安宅符
增福符
護航符
九華山幸運符
 

祿是遒(Henri Dore,1859-1931)神父,生于法國,在勒芒神學院預科畢業後,于1882年晉鐸。因國內反教風氣嚴重,他去蘇格蘭加入耶穌會。1884年來中國,用一年時間在上海學習了中文口語和寫作,去安徽傳教,直到1895年因健康問題回到上海。在徐家匯耶穌會總部進修、療養一年後,又到江蘇各教區傳教。祿是遒神父一直在“兩汪總督”管轄範圍之內,即天主教法國耶穌會巴黎省負責傳教的“江南教區”農村工作,歷三十多年。上海西郊的徐家匯,是法國耶穌會在江南傳教事業的後方基地,祿是遒神父常常回到�海,從事避靜、進修、研究、療養和教學活動。1918年以後,因積勞成疾,患上了慢性腸胃病,健康每況愈下”他就留在上海,在耶穌會徐家匯住院專事砑究工作,同時,在上海主教區的董家渡沙勿略堂講遣,在盧家灣晨旦學院講課,在洋涇 救濟院做慈善工作。1931年12月,經長期病痛之後,他在徐家匯路(今華山路)聖母聖心會的普愛堂(241弄7號)去欄。享年72歲,留居江南47年。

傳教士研究中國民間宗教,動機非常自然,他們需要了解當地宗教狀況,以便傳教。祿是遒神父研究中國民閩宗教,起因也是傳教。按本書序言的交代,作者出版這一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在鄉間的同事們,即那些新近從西方到達,還不了解中國人宗教狀況的傳教士們。這些人總有一天要踫到民眾的宗教信仰問題,因此,他們必須對中國人如何恩想,他們的信仰和崇拜方式有一些了解。有此配備後,他們就會少冒犯下些當地人的成見,可以“更好地推進將基督教真理植入這塊土地的偉大工作”。除了這個審慎傳教的目的,即按照作者的設想,把中國人的民間崇拜方式整理出來,供傳教士查閱,不要無故冒犯中國人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實用目的:一、為從事“比較宗教學”的學者,提供一套研究東方信仰的範本;二、給一般讀者提供一種讀物,用以了解下層民眾信仰中的“中國的真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處于講“科學”的十九世紀,宗教研究也漸漸“科學化”。祿是遒神父已經不能再孤立地使用基督教神學來評判“異教”,必須結合“比較宗教學”、“人類學”等科學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囿的民間宗教。按他的意思,重要的不是批判“迷信”,而是要揭示一個“真正的中國”。祿是遒以為,上海這樣的通商口岸,能夠引領中國的理想,卻不能代表中國的真實,他說:“真正的中國,在通商口岸城市很少存在。文明在這里起著作用,將中國人提升剄一個比其鄉村同胞較高的層面。所以,誰要想研究中國的真實生活,就必須在遙遠的地區,即一些離奇的老鎮,一些邊遠省份的隱蔽村莊來觀察中國,這就是傳教士所作的。”為此,祿是遒作為傳教士在汪蘇、安徽兩省二十多年,從事左右中國人社會和家庭生活的宗教,和其他無窮無盡的迷信的研究。“他訪問了市鎮、廟宇和寺觀,向人們詢問神公、神母、地方神祗和神仙人物,為他未來的巨著收集了珍貴的材料。”這種“田野調查”,已經接近了現代人類學的方法。祿神父的研究,雖然還殘留著基督教神學的痕跡,例如他還常常會直接表露對中國人的迷信行為的鄙視和批評,但是總體上來說,他的研究屬描述性的,是力求客觀的,因而大致符合作著預想中的“科學”方法。

作者雖然力求“科學”,但我們也不能說《中國民間崇拜》已經是一部擺脫神學氣息的科學著作。在一百多年前人類學、社會學、比較宗教學草創時期,一個天主教耶穌會士必然還會有很多“非科學”的關懷。正如作者交代的,這套書的主要讀者,是他的傳教士同事,其次才是一般西方讀者。這樣的讀者定位,以及作者自己的價值傾向,使得本書對中國的民間崇拜作出符合時代的評判。比如,作者和譯孝們,把“符咒”判斷為“迷信”,指出它們“在人們中激起一種求利與恐懼之心,遠勝于真正的(對于上帝的)崇尚和榮耀。任何訪問過中國都市寺觀的人都很容易發現這點。它也助長了多神論傾向,從而導致對于上帝的忽略”顯然,這是用基督教“一神論”和“基督論”作為判斷標準,說他們是“基督教中心論”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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